三月初，《大秦刑統(tǒng)》修訂有了很大的進展，竇儀把修改的意見總體呈送給他，史從云接連看了好幾天。

總的來說大多數(shù)地方都可以，很多改進的地方也令人滿意，不過在科舉公平保護這件事上法規(guī)的力度還是不夠，他們大多還是抱著唐朝時那種對待科舉的態(tài)度。

這點上史皇帝十分不滿意，這件事不夠嚴肅，而且他們都抱著之前的心態(tài)，這點他需要改變，于是召集御史臺，大理寺，刑部的官員過來，用了一天下午，仔細給他們交代了這件事。

史皇帝及其重視這件事，一來他不能開歷史的倒車，而且隨著社會的進步，如果他不將權(quán)力跟多下放，很可能會被反噬。

二來他也需要權(quán)力的平衡。之前是啟用南方的將領和官員平衡北方將領，接下來則是該逐漸提拔底層人才來平衡跟隨他打天下的這些重臣權(quán)力的時候了。

話雖無情，理智卻讓史皇帝十分清醒，任何長遠的王朝都有一個這樣的過程，比如漢朝初期劉邦呂后誅殺異姓諸侯王；唐朝則是李治武則天提拔行伍之人收拾勛貴大族；北宋趙匡胤杯酒釋兵權(quán)等等......

這個規(guī)律幾乎沒有變過，中國的道德論喜歡塑造圣人，但血淋淋事實是人無完人，權(quán)力、財富和欲望面前能夠保持自我的萬中無一。

而一個國家人員構(gòu)成龐雜，組織龐大，如果想著靠賭人人都是那萬中無一圣人來治國安邦，那簡直都不能說天真幼稚，而是自尋死路。

政治斡旋是對自己和對整個國家都最有利的手段，雖然人們常會看到政治斗爭的血腥，如漢初的政治斗爭，唐初的政治斗爭，宋初的政治斗爭，還會把自己帶入達官顯貴中去而感同身受，義憤填膺。

但其實在史從云看來，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奇怪的角度，要他來說，高層政治斗爭再血腥再殘酷，死的也只是少數(shù)人，千萬倍好過戰(zhàn)爭，而對于中層官吏和底層百姓來說，是最好的。

真正無能的高層將政治斗爭變成不可控戰(zhàn)爭時，就是無數(shù)黎民百姓的地獄，血流漂櫓，生靈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無人煙的戰(zhàn)爭才是最恐怖的。

為了政權(quán)能夠平穩(wěn)過度，權(quán)力得到平衡，史皇帝必須現(xiàn)在就開始考慮，靠著更多的機會，更加公平的文舉、武舉，以及工舉，培養(yǎng)跟多沒有根基的寒門子弟，在之后幾十年里，讓他們慢慢制約逐漸環(huán)繞在天子身邊文武重臣。

這是他心里的長遠打算，當然，這件事他不會對外人說，只是準備用最嚴苛的法律來保證競爭的公平。

于是，新制定的《大秦刑統(tǒng)》不要說比五代，就是比唐朝的法律都要寬仁很多，比如族誅罪被去除，改為棄市抄家。

一些以前隨隨便便就要處死的死罪改為流放，很多要斬手剁腳割鼻子的肉刑改為苦役、棍刑等。

已經(jīng)更加文明，這也附和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因為從秦到漢到唐再到宋，刑罰上一直都是不斷減輕，不斷去掉很多慘無人道酷刑的發(fā)展趨勢。

不過在所有刑罰都變輕的大前提下，唯獨關于科舉方面的法律史皇帝卻是違背唐朝的趨勢，反而是加重了的。

比如唐朝對舞弊考生的處罰一般是剝奪一次或若干次的錄取資格，而且還要株連保人，株連的保人會被貶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