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樹德現在急需摸一摸定難軍的家底。

    國朝財稅體系，大體分為上供、送使和留州三部分，即兩稅三分的格局。

    上供部分，每個藩鎮都要交，即便是素來跋扈的河北諸鎮都不能免，或多或少而已。靠著這套體系，元和年間朝廷收到了總計三千五百余萬緡的賦稅（實物亦折算在內），是開元、天寶年間的三至四倍。

    黃巢入長安之后，各鎮上供都暫停了，或許未來會陸陸續續交。嗯，已經有一些恭順的藩鎮開始上供長安了，雖然皇帝還在蜀中。

    中和四年，經過四五年時間的發展，綏州戶口漸豐，墾田日多，全年地稅共收得粟麥雜糧萬斛，戶稅得絹68480匹、錢12750緡；銀州地稅萬斛，戶稅絹57920匹、錢11313緡；夏州地稅萬斛，戶稅絹20960匹、錢4094緡。

    值得一提的是，國朝實行的是量出為入的財稅政策，即估算需要花多少錢，然后設定一個目標值，依照這個值來收取賦稅。天下諸鎮基本也是這個路數，去年打了兩場仗，繳獲實在太多，邵樹德便沒收太重的稅，讓百姓大大地喘了口氣，不再處于嚴重饑餓狀態了，甚至還有余力買牲畜回去飼養。

    邵樹德怕收得狠了，會逼死那些家里丁口少、田畝少的百姓。畢竟國朝的官制是有很大缺陷的，官吏數量也太少，與宋朝那發達的官僚體系和龐大的規模完全不好比，收稅太依賴地方了。

    夏、綏、銀三州，是自己的根基，要小心呵護，不能涸澤而漁。這幾年間，三州人口幾乎增長了一倍，有關中移民、有軍士家屬、有草原婦孺俘虜、有編戶齊民的黨項小部落、有外州陸陸續續遷過來的人，三州十二縣的戶口黃冊大體上還是靠譜的，畢竟都是新錄入的戶口，隱戶其實很少。也正因為如此，收稅效率其實已經不低了，不可再過多壓榨。

    這個正稅（不算雜捐），其實是低于此時全國平均水平的。如果按照夏綏糧價折合成錢的話，戶均八緡有余，而建中元年全國平均就已經十余緡了，此時過去百年，只會更高。

    定難軍衙軍、州兵一年糧賜60多萬斛，戰死或傷殘軍士撫恤兩萬多斛，在營軍士糧食日常消耗二十余萬斛，三者相加，一年就是九十多萬斛，更別說還有錢帛賞賜了。

    唔，我們也不能忘了治下的二十余萬蕃民啊。邵大帥也給他們攤派了，一年獻大牲畜四萬頭、小牲畜十六萬頭，外加皮革、藥材、蜂蜜、蠟、駝毛等特產若干，總價值大概有二十余萬緡的樣子。但今年收不到這么多，因為有些部落被劫掠得厲害，人丁損失也不少，邵大帥特準他們今年不用課稅。

    草原蕃民的貢賦，在彌補軍費開支缺口后，還可以完全覆蓋州中官員俸祿、各種事務開支，總體而言甚至還有不少盈余。

    所以，還是需要發展商業。夏綏四州的錢——特指銅錢和承擔部分貨幣職能的絹帛——嚴重不足，總體財富倒是夠了，但不好變現，這個問題急需解決。

    “大帥既有吩咐，吾等便立刻去辦。”吳廉二人說道。

    “此事關大略，焉能輕忽？這便告辭了。”

    定難軍的體制，在如今天下諸鎮中還是比較穩定的。自從宣宗朝開始出現教練使這個職務以來，藩鎮大將的權力就一步步受到了削弱。出外鎮守的軍將還好，自己掌握著軍隊，一言不合就能夠造反，但衙將們確實被壓得死死的。

    乾符年間，邵樹德尚在河東征討李國昌父子，那會河東的供需使是李劭、都教練使是張彥球，衙將張鍇、郭朏要作亂，都得逼節帥李侃派他們出征，授予兵權才行。不然就只能借著削減賞賜等由頭，寄希望于煽動軍士作亂達成目的。

    定難軍在州中的衙將基本就是上元節那晚宴請的一幫人。邵樹德想了想，決定將楊亮從綏州調來，擔任夏州兵馬使，管兩千州兵，甄詡調任銀州兵馬使，三木和尚管綏州州兵。

    義從軍盡快擴編。草原、橫山諸部的四千人還沒過來，很好，讓他們再增派一些，將總兵力擴充到八千，跟著大軍一起出發。邵樹德不指望他們發揮多大作用，能夠幫忙押運糧草，看守俘虜，少許精銳能夠陷陣便算合格了。

    計議完畢，各將帶著親兵下部隊熟悉部伍。軍械開始加班加點趕至，糧草則提前往宥州運輸。這些事情，爭取在三月底之前完成。而在此之前，就得看朝堂上給不給力了，總之先不能給韓朗、康元誠二人名義，不能讓他們名正言順地控制靈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