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至建炎十年北伐，前軍岳飛部4.5萬，中軍李彥仙部4萬，酈瓊部2.5萬，王德部2.5萬，后軍吳階部5萬，左軍韓世忠部4萬，右軍張俊部2.5萬，水軍張榮部1.5萬，騎軍曲端部3萬，海軍李寶部5千。

    第五卷第十二章《回應》，總編制額如下：韓世忠部從3萬提升至3.7萬；吳階從3萬提升至3.8萬；御營中軍自5萬提升至6.5萬，其中明確說王德部自1.5萬提升至1.7萬，酈瓊自1.5萬提升至1.8萬，那么李彥仙應該是編制額自2萬增加至3萬，具體多少人不可詳知；岳飛部自3.5萬提升至4萬，張俊2.5萬不變，張榮1.5萬不變，李寶五六千眾不變；“曲端所領御營騎軍從一萬五千編制提升到兩萬”；后備軍1萬，在江南西道。

    第五卷第三十七章《夏雨》擴軍旨意清楚無誤，到秋后，御營前后左右中騎水軍，滿額三十萬眾，且不包含海軍。

    第五卷第四十二章旨意，有詔，御營前軍、右軍、水軍、海軍，合四軍九萬整發河北。應該是前軍4.5萬，右軍2.5萬，水軍1.5萬，海軍0.5萬。

    再詔，御營左軍都統韓世忠、御營中軍都統李彥仙、御營后軍都統吳階，合三路軍十三萬為河東方面軍，以韓世忠為元帥，統一進發河東。其中單獨給韓世忠的詔書，要其即刻發全軍四萬渡河。那么這里韓世忠部確認是4萬，另外兩家分配大概是吳階部5萬，李彥仙部4萬（各自較第十二章增加約1萬編制）。

    一、傳統四層指揮體系、置將法、親衛體系發展脈絡。

    北宋傳自五代的傳統四層指揮體系為都-營-軍-廂，據《武經總要》前集卷1《軍制》和卷2《日閱法》的記述，“大凡百人為都，五都為營（指揮），五營為軍，十軍為廂，或隸殿前，或隸兩侍衛司”。但事實上并不會整齊劃一。真宗時，已有一軍轄十指揮的，有的軍，下面卻僅有1-2指揮（如云騎軍等）。所以，軍作為營（指揮）的上一級是確鑿無疑的，具體員額卻不必深究。國家博物館藏有“神衛左第四軍第二指揮第五都記”等銅印，表明了自都至廂的番號。

    實際上，北宋中后期，廂作為編制意義已經名存實亡，多作為番號標記或臨時編組大軍使用，如童公公的龍神衛四廂指揮使。

    2、置將法與隊、部、將、軍的新編制。

    但將以下均為實際統兵且固定統屬關系的編制。書中曾描述，吳階就做過涇源路第一正將。但置將法應用地區非全部，至靖康前，仍與都-營-軍-廂（此時名存實亡）并行。

    但按照神宗朝設想，將為一地設一將，編制也非固定數，非千人定額，當然后來沒有實際執行下去，具體待考。

    背嵬軍體系（隊-部-將-軍）。

    4、統制官、統領官體系。

    后來御營體系建立，趙玖強化了高層軍制中的都統與統制官的階級區分，再結合下層體系，重新確立了基本階級。基本將統制部員額數限制在2000-4000人（個別除外）。并追認統領官為正式階級。

    而更多的親衛首領，則通過準備將-正將階層與傳統指揮體系下略顯冗余的統領官相互轉化流動。這也是統領官階層具有強大活力的另一個重要緣故。親衛首領想升統制，需出親衛體系任統領官統帶一營（或任統制部副職），獲得戰功后，在擴編中（或補任）升任統制。

    1、軍制體系，改革與承認既定事實并存。

    中層軍制，則并行指揮-都、將-部兩套體系。

    總而言之，御營體制是一種靖康總崩潰后，趙玖為了控制部隊，不得已結合歷史發展進程（比如大將軍制下親衛體系泛濫、高層軍制混亂），盡量制造出的一種兼有妥協與壓制的復雜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