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種情況持續(xù)了十來日左右，眼見著建炎九年的上元節(jié)將至，結果又傳出趙官家將會在上元節(jié)后的春耕期間，趁勢派出班直，以武裝姿態(tài)深入田間地頭，強行完成最后清查工作的傳言。

    之所以說傳言而不是謠言，乃是因為很多人都認為這是切實可行的……兩浙路和江東路在經(jīng)歷了一個冬天的辛苦后，不敢說檢地工作已經(jīng)完成的七七八八，但針對形勢戶的檢地卻也基本上算是七七八八，很多事情基本上只差一個最后驗證工作了，春耕正是一個好時機。

    而攤丁入畝嘛，最不濟也不過是變相對形勢戶的加稅，難道要為了對抗這個真不去春耕？

    更何況，新年第二期鳳凰旬刊上，呂學士再度發(fā)表了文章，然后明確替官家三度傳話：即便有隱地、代持等行為，只要在檢地工作中主動配合，那建炎八年之前的舊事便也一概不糾，唯獨過了建炎九年，還要隱藏土地，甚至拋荒土地以作逃避，就反而要從重處置，殺一儆百了。

    一來二去的……至于嗎？

    故此，時間來到上元節(jié)前，面對著鳳凰山上態(tài)度堅決的趙官家。江南東路與兩浙路的形勢戶們幾乎喪失了在檢地本身繼續(xù)對抗的勇氣，便是針對楊沂中、虞允文的彈劾，若非是之前相互早有約定，怕是也要漸漸止住的。

    不過，就在這時，隨著一個人從東京那邊匆匆趕到東南，并在過江后的路上忽然聯(lián)絡了本地一直沉默的另外一人，卻是東南形勢戶們宛如詐尸一般精神一振。

    自東京來的人乃是前禮部尚書朱勝非，而本地起身呼應朱勝非的則是另一位前尚書劉大中。

    且說，朱勝非是蔡州人，老家位于京西最東南挨著淮甸那里，當日趙官家刑白馬以成紹興后，他棄官歸鄉(xiāng)，卻整日只在汝水、淮甸一帶盤旋閑居，故此，趙官家此番南下，雖然沒有從他那邊過，他倒也算是遙遙居中觀望了。

    等到年前初冬時節(jié)，趙官家召開武林大會，將攤丁入畝等策略公開擺出，并直接在東南強行推行后，他卻是立即就關注到了此事，而且在與兩淮、京西友鄰親眷議論后，深覺此事不妥，彼時便有許多舊日同僚、地方士人勸他出來與官家爭辯。

    作為當日白馬事變的代表人物，這位朱尚書雖是呂頤浩所推薦上位的，但退休后卻一直是靠著穩(wěn)健二字在兩淮混的，日常也沒少說什么誰誰誤國什么的，此時被拱的不行，自然要捏著鼻子站出來。但是，他多少又有幾分明白，知道直接去杭州找趙官家只能是自取其辱，便干脆另辟蹊徑，轉(zhuǎn)身入了東京，去當面諷諫趙鼎、張浚、劉汲、陳規(guī)，乃至于呂好問等在京相公，并在太學中挑起議論。

    可以說，聲勢很大，很是在東京給五人造成了一些麻煩，但問題在于，這個攤丁入畝很明顯是針對東南的，便是兩浙、江東成了，估計北伐前也就是最多再推廣到兩淮、江西、福建，東京這里再熱鬧又如何？

    相隔千里，根本沒有對趙官家那邊產(chǎn)生什么實質(zhì)影響。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京城諸相公被他弄煩了，又或者是什么別的緣故，在朝中派出新年問安使后，忽然的，又臨時委托他這個老臣做了上元節(jié)問安使，讓他來見趙官家，自陳條例。

    此人一時也是無法，只能硬著頭皮上路，然后于年后便過了長江，卻并未匆匆來見趙官家，而是主動放緩路程、觀察形勢。待到實在是躲不過去后，卻又算著時間，忽然在正月十二這日，先在湖州匯集湖州本地公閣成員，當眾做了表態(tài)，說此行必要勸諫趙官家云云……然后又帶著本地這些人將一直賦閑在湖州老家，整個冬天全程連門都沒開的前吏部尚書劉大中喚了出來。

    人家劉大中原本已經(jīng)要忍過去了，但畢竟也是跟朱勝非一樣，是所謂穩(wěn)健派代表人物，政治屬性被白馬事變給捏的死死的，此時被姓朱的領著鄉(xiāng)人把門一踹，再往腰中這么一捅，也是無可奈何，當眾表了態(tài)，就隨著朱勝非來給官家問安來了。

    最后，勉強壓著正月十五上元節(jié)這天下午抵達了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