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上下無法，只能保持兩地通信順暢之余，努力施壓、協助地方，三令五申地要求地方上配合趙官家的財賦改革，并派出監察御史巡視地方，兼遣人往比較近的兩淮協助組建公閣。

    就這樣，趙官家依舊留在東南坐鎮，而接下來，自晚春時節往后，漸漸入夏，隨著周邊各路開始推行新政，卻果然是情況迭出。

    譬如說經濟體量根本不遜兩浙和江東的兩淮路，從南方來看算是北方，從中原來看算是東南，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發生任何想象中的嚴重抗拒行為。

    這不僅僅是因為王貴所駐扎的無為軍就在江淮之間，也有所謂京口瓜洲一水間，一江之隔的江南諸事兩淮上下全程目睹，早有心理準備的緣故。

    除此之外，兩淮到底距離東京還是比較近的，素來在政治上服從中樞，也屬于朝廷核心統治區域，便是兩淮路的使臣、揚州、壽州、亳州、廬州這種大州府的親民官也多是朝廷宰執或是趙官家直接委任的心腹，所以執行起來異常得力。

    不過最重要的一點在于，當日淮上是切身感受到了靖康戰亂波及的，淮北是有流離之態的，淮南也合力支援過淮上作戰……而且，淮西、淮東俱為昔日朝廷御營屯兵所在，韓世忠和張俊當日在趙官家駐蹕南陽時的官職分別便是淮西制置使和淮東制置使……一開始兩淮士民便從骨子里明白朝廷的權威和御營大軍的強力。

    何況，在新政之前，還有御營擴軍籌備北伐的示意呢？

    這種情況下，兩淮那里敢真得鬧對抗？

    但是，正所謂物極必反。

    兩淮固然沒有什么明顯的反抗行徑，卻反而有些做的過火，尤其是淮西，多有當地官吏滋擾、乃至于借機盤剝地方大戶的情形……而這種情形，隨著兩淮組建起了公閣后，卻又迅速引起反彈，地方形勢戶們以公閣為組織形式，聯絡監察御史，乃至于直接上告東京，將矛頭對準了地方官府。

    雙方一時間不可開交，爛賬一堆。

    只能說，當日劉大中一語中的，兩淮這里已經開始有了形勢戶借公閣與官府相爭的局面。

    長久下去，怕是要形成結構性的問題。

    與之相比，江南西路那邊就干脆多了。

    彭蠡澤（后世鄱陽湖）那里，直接有身兼巫道、豪強、水匪的人物聯絡造反，詐稱鐘相、楊么，自封齊天大圣，迅速席卷多個州縣，還打出了順江而下，打破鳳凰山，活捉趙官家的口號。與此同時，好不容易又安定下來，但素來有造反傳統的虔州南部地區也跟著鬧了起來，靖康之后，虔賊三度現世。

    而一個彭蠡巫道水匪，一個虔州苗寨土匪，一南一北，立即就在江西形成了規模。

    當然了，朝廷這一次是真的早有準備，無為軍那邊的王貴立即順流而上，經江州進入彭蠡澤，與此同時郭仲荀的御營預備兵也毫不猶豫，立即從虔州北部出發，展開了第二次對虔賊的圍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