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后來人眼中的明君和當世之人所思所想是有著明顯的偏差的。

    換句話說，后來人讀史，自然是只**績不論民生，但身處于當時的人們，體會到的東西可就不好說了。

    

    如今的大唐百姓其實是比較幸運的，李破這位開國之君并沒有多少留名青史的確切追求，他心中定下的目標倒是很清晰。

    唯國富民強四個字而已，這當然也是衡量一位君主是不是有所作為的標準之一，只是真的沒有開疆拓土，萬國來朝之類的字眼那么顯眼罷了。

    

    大唐元貞五年十二月初，最后一次大朝會。

    民生舉措占據了大部分的時間，朝臣們聽的昏昏欲睡，倒是最后年末賞功之事，大家才豎起了耳朵。

    今年軍功之上，無疑屬于東征將士，之外零零散散，能拿到大朝會上訴說的，那都是些比較扎實的內政之功。之功。

    比如說郫國公何稠，著成何氏工物一書，已得朝廷允準，明詔刊行天下。

    郫國公何稠加光祿大夫，賜下的金銀綢緞那都是小事，封賜三千戶，蔭子孫六人，郫國公之爵位可傳三代，輕罪從免，重罪削兩等。

    也就是說何稠的直系子孫再沒有死罪一說，當然了，你要是帶兵沖進了宮廷，事敗之后就另當別論。

    其他的諸如欺男霸女，基本可以做到讓朝廷無視了。

    如此重賞，在開國功臣里面也是獨一份。

    何老頭還沒死呢，憑著一本何氏工物，大致上已經做到了位極人臣的地步，當然，要是他身有職位，人也年輕的話，賞賜一定不會如此之重。

    也正是因為何稠已經致仕，人也年老體衰，賞賜再重，也不會有人說功無可加，賞無可賞。

    而這也顯示出了朝廷的一些風向問題，注重文事，鼓勵學術，有著千金買骨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