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道：“仔細說說。”

    李巖道：“皇明對學子的待遇十分優厚，一旦童生考過了院試，府試之后，就能成為秀才，擁有眾多的特權，可以見官不拜，免除徭役，而舉人的特權比秀才更多，舉人可以不需要繳納國稅，而且國家發放的讀書補貼比起秀才更多。”

    朱慈深感這種優待的弊端，中了舉人可以說一只腳踏入了官途，不一定什么時候就能夠成為一縣知縣，這也是為什么范進中舉之后，左右鄰里之間的關系突然就變了，而范進自己也因為驚喜過度瘋了。

    李巖繼續道：“然而，就是因為給學子們的福利太多，廣大中舉的舉人們為其家族侵占了大量的土地，使得朝廷損失了大量的稅收，而給學子們發放的福利，后期也使得朝廷無力承擔，最終指揮漸漸的拖垮了朝廷。”

    朱慈點點頭，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視教育，有各種儒學、武學及宗學、社學，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tào)完備的學校制度。

    國子監與各級學校統稱為官學或儒學，官學顧名思義，就是由官府所興辦，除此之外，朱元璋多次下令全國設立社學。

    社學是一種民間興辦的學校，招募十五歲以下的子弟讀書，講授禮俗、律令等內容，美其名曰使幼童沐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其實也是宣傳政令的一種形式。

    朝廷幾次要求地方重建社學，然而社學的推動并不成功，由于地方官失職，或受限經費短缺，部分社學設立不久后就廢棄了。

    明中期以后，科舉八股文盛行，僵化科舉弊端逐漸顯露，舉子們往在不是潛心攻讀經書，而僅視官學為取得應試資格的場所，官學衰落，變成科舉的附庸，學校“養士”的職能發生了異化，學校有名無實。

    而后讀書人以科舉入仕為目標，官學的廢棄使得地方族學的興起，主要以宗族興辦的族學，或私人興辦的孰學為主。

    宗族領袖會將一部分族田的收入作為興學之用，因為讓族人入仕為官，是維系宗族勢力最好的方法，所以就算是經商之家，也會培養一、兩名子弟學習文理，準備科舉。

    族學一般只收納宗族成員與近親子弟，課堂人數約在十人左右，既有教育族人的目的，自然不太需要煩惱學費，良好的族學擁有完善的膳宿制度，飲食、課桌、文具、衣物等必需品一應俱全，表現優秀的學生還有額外獎勵。

    童蒙教育依程度分成蒙館、經館兩種，前者是提供識字、生活知識一類的基礎教育；后者則是為了參加科舉而設。

    李巖道：“族學的興起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后果，通過家族培養的士子高中登第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家族，而不是朝廷，其家族也會將族中產業放在他們的名下進行逃稅免稅。

    一些沒有家族的窮苦出生，若是資質上佳，會有當地的士紳、商人出資供養其讀書，待考取功名后也會如家族那般進行田地掛靠逃稅。

    長此以往，皇權不下鄉，大明的里甲制逐漸崩壞，地方只能依靠士紳維持治安和稅收，以至于賦稅越收越少。”

    李巖最后道：“(殿diàn)下若是進行教化革新，重建官學進行壟斷，再教以優秀學子熟知地方事物成為地方吏員，長期以往，地方吏員越多，則朝廷掌控地方越細，不再會有地方豪強鄉紳為亂，收上的稅也就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