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大業十一年到大業十三年間，是李淵開始起家的一段日子，那么大業十四年，就是李破奠定根基的時間了。

    這一年間，李破迅速的崛起于晉地北部，只用了短短一年多的時間，便用幾場至關重要的戰爭，將自己的名字牢牢釘在了歷史的墻壁上。

    他和李淵不一樣，人家李淵屬于厚積薄發，默默經營多年，才乘勢而起，隨風而上青云，多數時候只刷一刷臉和名字，便能讓眾人紛紛歸附。

    反觀李破，那純粹是打出來的，和竇建德等人有很多的共同點，起于微末，根基薄弱，很有點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焉的味道。

    而且，晉地北部屢經戰亂，確實也不是什么好地方。

    當然，他和起于草莽的農民起義軍又有很多不同。

    而這些都不用一一道來，因為到了大業十四年的冬天，并代兩州悄然發生的一些變化，讓以李破為代表的晉北軍閥和天下間的一些割據勢力劃分了開來。

    修訂軍政律令，官職品階，建立衛府等等，雖說這些事做的有些倉促，還顯不出多大的成效。

    也沒有太多能拿得出手，并讓人眼前一亮的東西，一些諸侯稱帝之時，也都這么干過，可和他們大部分人不一樣。

    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大肆犒賞有功之人的意味在李破治下越來越淡，沒有濫發官爵，沒有大肆征兵，也沒有修建殿宇，更沒有鏟除晉地門閥的意思。

    這個漸漸成型的政治軍事集團中的人們，也沒有像暴發戶一樣，乍得富貴，就相互攀比，為了爵位權勢而拼命的爭奪撕咬。

    這些都是義軍在膨脹到一定的階段所必然面臨的一個非常致命的問題。

    可并代兩州悄然間，便已經度過了這個階段。

    李破認命的幾位太守，陳孝意，宇文歆，蘇亶，王祿，皆出身門閥，進入晉陽之后，又安撫晉陽王氏等晉陽大族，讓本就帶著些門閥光環的他更容易得到世家豪族們的支持和接受。

    而在軍中，左右衛府建立之后，上任的尉遲恭和步群，也都是軍中資歷最為深厚的兩個人，讓軍中諸將無話可說。

    實際上，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歸結為制度和用人的問題。

    在制度缺乏保障的時候，該如何妥善用人的問題也就凸顯了出來。

    有的人一旦得勢，便大肆安插親信，尤其是兄弟子侄等有血脈牽連者，不管才能如何，都要居于要職，除了顯示自己家的尊榮之外，也有防范他人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