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陽在北地大城當(dāng)中向來占有一席之地，而它的地理位置也比較特殊，山西形勝之處多數(shù)要體現(xiàn)在晉陽的位置上面。

    與長安，洛陽等大城相比，晉陽處于邊塞地區(qū)。

    但它的北面有代州三郡作為緩沖，后面則依托著晉南沃土，可以很便利的得到人口，糧食等補充。

    而河北，榆林，靈州，涼州等地都沒有這樣的條件，涿郡好一些，卻還是依托于長城防線，很容易受到游牧民族的襲擾。

    后來所說的天子守國門，就在于此。

    正因為晉陽的地理位置，在隋末戰(zhàn)亂當(dāng)中，它沒怎么受到戰(zhàn)亂的直接波及，最嚴重的一次還是李破造的孽，李破率軍南下敗李元吉，晉陽易主那場戰(zhàn)事。

    實際上那一次晉陽也沒怎么經(jīng)歷戰(zhàn)火，宇文歆直接就降了。

    晉陽大城就是這個樣子，只要你別犯戰(zhàn)略性的錯誤，即便敵人兵臨城下，固守待援也能支持上個一年半載的。

    如今晉陽作為晉地的樞紐城市，繁華之處自不待言。

    沒有了突厥人的威脅，南邊也沒了戰(zhàn)事，南來北往的人也就多了起來，尤其是開通大利城邊市之后，商人們又開始變得活躍。

    只是和前隋時的放任不同，大唐對此管束很嚴，能夠去到大利城的商人都有著官方的背景，其實大部分商隊都是官府組織起來的，其中更是少不了軍情司的諜探。

    不過即便如此，晉陽，雁門等北地城池還是受益良多。

    就算當(dāng)世商業(yè)并不發(fā)達，朝廷也沒有多少鼓勵行商的政策加持，可商業(yè)還是社會繁榮的一個硬性指標(biāo)。

    正所謂無商不富嘛，沒有商人，社會流通就成了問題，自古以來從商人誕生的那一刻起，商業(yè)便也成為了人們社會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環(h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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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陽的繁榮多數(shù)有賴于此，南來北往的商隊帶來了很多新鮮的事物，能夠在草原上見到的東西，這里幾乎都能見到。

    而從南邊過來的商隊，又會帶來中原腹地的特產(chǎn)，甚至有西域的商人不懼艱險，從西域繞道大利城，千方百計的通過大唐的邊關(guān)到達晉陽，順便把西域風(fēng)情也帶到了這里。

    只不過那畢竟是少數(shù)，并不能給晉陽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