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間，朝中議論紛紛。

    第一個便是與突厥會盟之事，因高慎剛死不久，而高慎一案明顯的顯示出了一些皇帝對突厥的態(tài)度。

    所以臣下們進言都要再三考量，私下里議論很多，可上書表態(tài)的人卻沒幾個，最終估計還要皇帝自己來做決定。

    第二個就是皇帝要重開科舉，此事關乎朝廷大政，有想法的人就太多了，而且有前隋可以借鑒，各部人等對此都很關注，于是紛紛上書言事。

    皇帝案上的奏疏猛增倍余，工作量大增之下，李破也只能耐心的埋首案牘，再也沒什么娛樂的心思了。

    消息漸漸傳至地方，地方的官員們也要來多嘴兩句。

    所以大唐元貞三年的后半段，朝廷重開科舉的消息在各處流傳，各種各樣的聲音都冒了出來。

    贊同的人要上書言事，反對的理由也是一大堆，紛紛擾擾間，其他事好像都被壓了下去。

    比李破預想的影響要大的多，人們對選才制度的改革好像分外的感興趣，這也許是因為前隋打下了一定的基礎的原因。

    李破也招來了一些曾在前隋任職的老臣問了問，好像文皇帝楊堅推行科舉制度的時候，聲音沒這么嘈雜。

    分析一下原因，應該是因為人們對科舉不太熟悉，無從多嘴，再有就是那時楊堅正準備平定南陳，雙向并行，人們的注意力明顯都放在軍事上，并無心管什么科舉不科舉的。

    而且開皇初年，戰(zhàn)功卓著，竟然打的突厥抬不起頭來，楊堅威望大增之下，從上到下強行推行科舉，阻力也就沒那么大了。

    但話說回來了，科舉制度在前隋效果不佳也是有目共睹。

    原因嘛那可就多了，晉末戰(zhàn)亂剛剛平息，九品中正制雖然腐朽，卻已深入人心，門閥勢大也是不爭的事實。

    楊堅推行科舉的目的明顯不是養(yǎng)才為用，而是與世族爭權，而一個爭字其實就道盡了當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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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明白過味來，世族門閥自然反抗激烈，于是科舉在前隋立馬淪落到了一個尷尬的處境當中，門閥大族約束子弟，不讓他們去參加科舉，并形成了一種科舉官不是正經官員的風氣。

    這對科舉打擊就大了，朝廷選士，應者寥寥，即便選上，也無出頭之日，比如如今的涼州總管范文進就是受害者，參與科舉而得官，卻只能為人幕僚，很多人都瞧不起他，最后落得離任歸鄉(xiā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