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醫署則負責全國的醫政和醫學教育。

    這三大中央機構組織嚴密，集中了醫學精英，醫療水平在當世可謂首屈一指，但與之相對應的，則是虞國地方醫療水平的落后。

    前隋的《顏氏家訓》卷五《省事》如此形容“博而不精”之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之下，弓矢在千百人中...”

    本朝醫圣孫思邈也在《急備千金要方·原序》中直白說道：“今之醫者，但知診脈處方，不委采藥時節，至于出處土地、新陳虛實皆不悉，所以治十不得五六者，實由于此。”

    治十不得五六，也就是說大部分醫者的治愈率在50%以下。

    要知道，這個時代的醫療體系，缺少足夠詳實的數據參考，比如病人的體質、年齡、身體狀況，具體病種，就醫前病癥輕重，病程長短等。

    許多病癥，是患者可以憑借身體抵抗力自愈的，這部分人群也被計算到治愈成功的案例當中，也就是說，大部分醫師的真實治愈率，還要繼續估低。

    醫師整體水平的平庸，嚴重打擊了民眾求醫問藥的積極性，以至于大量典籍都對此做出批評、嘲諷。

    《漢書·藝文志》：“...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于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這句流傳久遠的民諺，指的是有病不治，反而能得到中等水平的治療，再怎么樣也強于被庸醫誤診害命。

    “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于誤服惡藥。”

    本質上是出于對庸醫的不信任與嘲諷——至于所謂的“勸人不要亂吃藥，要講究天人合一，自然愈合”，反倒是對這句譏諷話語的曲解，把罵人當夸人。

    總之，虞國醫療整體水平的落后，催生了種種亂象，許多平民得了病，就在家里抄寫《新菩薩經》、《勸善經》，希望靠抄寫佛經，行善積德，來祛除疾病。

    抄佛經不去看醫生自然是等死行為，但信醫書也沒好到那里去——這個時代的醫書良莠不齊，多有自相沖突、語義語句含糊不清的情況，甚至還有堪稱獵奇的民間藥方。

    比如本朝前期編纂的《本草拾遺》，就稱“人肉可治贏疾（可能指結核病）”，導致“民間以父母疾，多刮股肉而進”，害死了不知道多少孝子孝女、仁母仁父。

    以上種種情況，催生了“有福氣的醫生”，即“福醫”的出現。

    這類醫生本身毫無醫術可言，只是因為機緣巧合，“治好”了幾個病人（大概率是靠病人自己體質自愈），從此一炮而紅，被萬眾追捧，只要開出藥方，就有千百人搶購，也不管對癥不對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