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認為，自己不能在想一個部門做事時又要限制他做事。

    監督只能是監督一個人的清廉與否、失職與否，而不是監督一個部門做的每一件事能不能執行。

    因為后者的監督，已經不算是監督，而是相當于在管這個部門，在審核這個部門。

    這也是明朝歷史上六科廊言官權力極大的原因，各部要做什么事，六科可以審核駁回。

    朱由校深知中央政體職權明確的重要性。

    他記得歷史上張居正改革進行的第一項改革之所以是考成法，就是為了通過考成法，明確各部門職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六科的權力管住，不讓六科給六部搗亂。

    因為六科在大明朝政體系中真的就是攪屎棍，各部要做什么事都會受到六科的掣肘。

    也因此坑了大明國運很多次。

    歷史上，就連在崇禎時期，李自成兵臨北京前夕，崇禎議南遷時，就因為六科言官光時亨反對，而終止了遷都之議。

    當然，崇禎未能遷都成功有各種因素。

    但不可否認的是，不做事但權力卻很大，即非六部堂官，但對六部政務有最終決定權的六科，在里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朱由校看來，事實上，大明各部的權力需要的不是被監督。

    因為已經有負責監督各部官員的都察院、還有專屬皇帝的東廠這些。

    而各部真正需要的是調停。

    因為很多大政是涉及多個部門一起合作的，這就需要各部有專門的機構進行調停合作，而利于政令執行。

    現在朱由校就讓各科承擔了這個功能，不再當攪屎棍，只當調和劑。

    所以，各科言官已經不再算是言官，而是調停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