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蕭風所料，萬柳書院的高臺辯論，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

如果說天底下哪個群體最吃辯論這一套，儒家和法家首當其沖。這里面有個道理在。

兵家對辯論這種事是不太在乎的，你就是再能說，也是一句話就懟南墻上去：紙上談兵！

所以歷代兵仙都是帶兵打出來的，軍事理論家，如果本身不是一個軍事家，那就最多當個參謀。

墨家一開始是比較喜歡辯論的，墨子靠嘴炮和模擬戰擊敗過魯班，堪稱是墨家辯論的高光時刻。

但由于墨家在諸子百家中被迫害得比較厲害，后來就變成俠客流兒了，性情大變，成了最煩辯論的人。

俠以武犯禁，誰管你有理沒理，我覺得你沒理，你就是沒理。要不就拿拳頭比比道理。

農家就更不喜歡辯論了，我埋頭種地養豬，辯論個啥？我是跟莊稼辯論，還是跟豬辯論？

醫家也不太喜歡辯論，因為辯論沒毛意義，沒聽說哪個人靠辯論成為名醫的。誰能把人治好，誰就是名醫。

道家對辯論態度一般，偶爾內部切磋一下，然后發現誰也說服不了誰，就去你的吧。你修你的丹鼎，我修我的清修，井水不犯河水。

法家喜歡辯論，是因為他們主張法行天下，所以法應該是嚴謹的，只能有一個最終解釋的權利。

所以法家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都很喜歡辯論。他們認為法越辯越明，就像石匠雕刻一個雕像一樣，千錘萬鑿，最后成為完美的法典。

而且法家從誕生開始，就面臨著情與法之爭，權與法之爭，要想維護法家的地位，就必須不斷辯論，不斷戰斗。

而儒家喜歡辯論，則與他們的自信有關系。儒家自從漢代飄起來之后，就覺得真理掌握在了儒家手中。

既然真理在手，那儒家就認為凡事要講道理才合適。這是讀書人的基本操守，所以才會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說法。

而且儒家也很擅長講理，一方面是獨尊儒術之后，儒家人多勢眾，不管跟誰講理都是文化群毆。

另一方面是儒家掌控了朝廷政權，官字兩個口，拿著棒子跟你辯論，自然底氣十足，隨時準備以德服人。

所以這些因素導致儒家對講理這件事兒，不但喜歡，而且上癮，上癮到了什么程度呢？那就是朝聞道，夕死足矣。

請注意，這個“朝聞道，夕死足矣”可不光是針對儒家自己的，而是針對所有人的。

比如一個人犯了死刑，被拖到刑場上準備問斬了，開刀之前監斬官也會對死囚單方面講一番道理，希望他能先聞道再死。

而凡事都是有正反兩面的，最喜歡講理的儒家，一旦在講理上受挫，帶來的沖擊和震撼也是最大的。

高臺論道之后，萬柳學院不少學生都陷入了emo狀態。因為他們忽然發現，本來要成為他們校長的章大儒，好像講理失敗了。

而作為他們背后的后臺，實際校董的當朝首輔徐階，也沒能取得勝利。作為官場和民間儒家兩大巨頭，他們都沒能證明儒家執政的優越性。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眾多的讀書人，從束發讀詩書的第一天，就覺得自己的未來是要做官的，這是唯一目標。

所以他們修德兼修身，仰觀與俯察，韜略胸中存。位卑未敢忘憂國，一腔熱血在山林……

為什么他們有這樣的自信呢？因為他們知道，朝中當官的大佬們，都是儒家，他們會把一茬又一茬的儒家子弟，選入朝廷當官。

這就像你二舅在某事業單位當主任，你讀書的第一天開始，你爹媽是不是就告訴你：好好學，你畢業時你二舅還沒到退休年齡呢，你只要考上大學，就可以……

沒錯，儒家讀書人們就是這樣一代又一代，帶著對二舅的期待，奮發圖強，努力學習那些道德文章的。

可突然有一天，一個人站在高臺上舉報了你二舅，說你二舅這個主任的位子來之不正，而且排擠打壓同僚，人品有問題。

你慌不慌？你肯定慌啊。如果你不慌，那一定是因為你大舅在更高的位置當個局長啥的，反正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否則你立刻就會覺得天都塌了。

所以萬柳書院的學子們私下里開始辯論起了高臺論道上的話題，企圖通過內部的考撕破類模擬賽，擊敗蕭風，找回自信。

可他們忘了一件事兒，自信這東西，就像窗戶紙一樣，一旦被捅破了，你越是強行修補，越容易把窟窿搞得更大。

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情緒從萬柳書院逐漸向外蔓延，天下的百姓也開始產生小小的疑問——咋就是說，這官，就非得都讓儒家來當不可嗎？

這個疑問此刻也縈繞在嘉靖的心中，讓他震驚不已。

他這些年來和文官斗得雞飛狗跳，烏煙瘴氣的，但卻從沒想過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