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不是邀功，國家戰略所至，且在困難時期，每個地域有每個地域的貢獻和職能，無分高下。

    但是，這側面也反映出一個問題，如此龐大的產能輸出，不管是資源，還是工業產品，需要多少人力成本？得多少人才能保障每天4000多車皮的輸出？

    所以，東北在改革之前是全國城市化比重最高的地區。無數個圍繞工廠、林場、油田、煤礦而形成的城市拔地而起，也養活了一大批的城市人口。

    可是突然之間，不需要東北再輸血，或者輸血輸的少了，遠超本地需求的產能無處釋放，過度城市化的問題開始顯現，原本滿載負荷的工廠、工人，卻成了制約東北發展的累贅。

    再加上東北的氣候劣勢、地域劣勢、交通劣勢，就如徐良所說的小腳貴婦，放不下包袱，也邁不開步子。

    身為一個東北人，徐文良是看著它一步步慢下來，甚至停下來的。而身為尚北的一把手，他著急，空有一身抱負，無處施展。

    可他不想迷迷糊糊的混完這一任，他想有所作為。

    但著急有什么用？尚北的問題，不是他一個人，或者一屆領導班子就可以改變的。

    現在尚北，正如他所說，有些懷舊。

    你能從它身上，在臨近二十一世紀的1998年，看到九十年代初，甚至八十年代的影子。

    不僅僅是城市面貌，更是百姓的精神面貌。

    然而，在這樣一個大刀闊斧的改革年代，“懷舊”！可不是一個好字眼。與南方日新月異的變化相比，東北是應該檢討的。

    誠然，這里面有一些國家層面的政策因素，也有體制改革的余波未平。

    但是，徐文良始終認為，那只是一部分的客觀原因，主要責任還是他們這父母官能力不夠，魄力不夠。

    就像現在，中央調研組下到基層，多好的機會？為什么就不能當一個會哭的孩子，要奶吃？

    可是，偏偏你就不能。

    這不是一個被查出毛病的責任官員應該哭的時候，更不是基層領導干部的工作態度。

    誰都不想讓徐文良開口，大家都怕，怕惹麻煩，怕當那個出頭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