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封城”的消息后，很多人開始在24小時便利店搶購物資。一群戴著口罩一言不發的市民將速凍餃子、面包、泡面等商品瘋狂地裝到購物袋里。而藥店里的口罩、蓮花清瘟膠囊、抗病毒口服液、板藍根甚至酒精一上架就被搶空。

而從停運通告發出起，凌晨到達江城天河機場出發層的車輛就逐漸增多。最多時，幾乎一秒鐘一輛車到達。乘客拎著行李箱希望趕飛機離開江城。機場每個值機柜臺前都站滿了旅客，排隊的隊伍長達百米。而當時就有航空公司接上級領導通知，可為八點前航班的旅客辦理值機手續，八點后的則不辦理，并對購票旅客原價退票。

21日0點到8點，天河機場進港20架次，出港45架次。盡至此，年旅客吞吐量近3000萬的天河機場關閉離港通道。

沒有人知道封城之后的武漢會怎樣，所有人心里其實都沒底，慌慌的。唯一能做的就是，要不繼續留下，要不趕快逃離。

據鐵路局發布的數據顯示，“封城”前一天，近30萬人次乘坐火車離開這座城市。1月21日0點到8點間，至少發出列車251列，這座被譽為九省通衢的交通樞紐，具有將人們送往中國幾乎每個角落的能力。

即使8點之后，也有不少的人成功出去了。封城之后，陸續關閉了市內交通、鐵路、航空、高速等出口。

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當初從江城走掉的那些人，雖然把疫情帶了出去，但對個體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否則，江城的傷亡將更慘重。

因為在封城之后的一個月里，看到了基層社區太多的人間悲劇，一家人家，前一天走了一個，第二天又走了一個……說到封城后在基層社區的親眼目睹，會有很多人哽咽地說不出話。

如果說一個人都沒有出去，江城肯定被感染的數量會高很多。再加上醫療資源和物質資源的匱乏，以及疫情之初的防控失措，可以想象會糟糕到什么程度。要知道，后來確診的人群中有相當部分是在等待中被感染的，在家中交叉感染的，有的在等待床位中死去。

因為拖的時間長了，得不到及時治療，病情自然就惡化了。疫情之初的這個階段是最困難的階段，一線的同志們那個時候基本上不說什么話，非常難過。

封城前的那6個小時，事實上相當于做了一點分流，就像在面臨洪水洶涌而來之際，沒有堵在一個地方，造成決口。否則的話，城內的死亡人數一定會多很多，非常時期的非常選擇，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即使在1月23日封城之后，江城由于沒有嚴格有力、有效地管控傳染源，加上醫療資源發生擠兌，導致大量的群眾感染、發病。直到2月10日，江城市通告發出：決定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和一級響應相關要求，自即日起在全市范圍內所有住宅小區實行封閉管理，對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或疑似患者所在樓棟單元必須嚴格進行封控管理。

那個時候，在中央指導組親臨一線指揮后，江城的疫情防控工作才算真正的有效落地。而在這段日子里，已有數萬多人感染上了新冠肺炎。

對那些出走的個體而言，活著是最重要的，留下來的話，他們的傷亡率會更大。但也要看到封城前后出走的500萬人使全國陷入巨大危險之中，全社會幾乎停擺，代價之大無法計算。所以，大賬小賬不能分開來算，怎么算？

如果在封城的同時立即封小區，并采取強有力的隔離措施，哪怕缺少醫護人員，哪怕條件很艱苦，先想辦法把已經確診的集中一塊，疑似的集中一塊，密切接觸的集中一塊，雖然這種集中有一定的風險性。但這樣做，就能切斷傳染源，不會造成類似家庭集聚傳染、社區擴散傳染的悲劇。

封城之后沒有同步，是因為當時顧不過來。大家可能都慌了，王鴻濤認為鄂省委和江城市委基本上都是“糊的”！

江城“封城”，最少也得幾百萬人跑了出來，那么壓力就給到了全國各地，秦省在王鴻濤的高度重視下，早有了應急預案，1月21日晚上2點30分，王鴻濤親自給省衛健委、公安廳、交通廳等相關部門一把手打電話，給各市市委書記、市長打電話，要求他們立即按照應急預案展開行動，對有江城、鄂省旅居史的來秦、返秦人員嚴防死守，絕對不能放任何一名“嫌疑”人員進入省內，一經發現全部集中區國際會展中心集中隔離。發現有高燒、發熱患者立即送往長安市第一人民醫院進行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