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警察來了，問我關于白媛的事情。

    我什么都沒說，秦若琳一直幫我解釋。

    警察說白媛撤案了，說不追究了，所以只需要我跟白媛道歉。

    我依舊什么都沒說。

    “關于這次殺戮游戲，你有什么看法？據我們所知，你只是一個普通人，大學畢業沒幾年，沒什么社會生存經驗，而且經常救助流浪兒童，為什么能毫發無損的從廢墟樓走出來？你的丈夫也只是個智力不健全，擁有精神殘疾的……抱歉。”

    前來問詢的警察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他是例行公事。

    我知道他說阿星是精神病沒有惡意，但我還是警覺的開口了。

    “我不認為我是毫發無損的出來，我從樓梯上摔下來，導致腦損傷，昏迷了半個月，才剛剛醒過來。至于白媛為什么會受傷，在極其黑暗的環境中，她過度驚嚇，把我當假想敵，所以我不認為我應該給她道歉。”我陳述的事實，每個字都是事實。

    但我避開了事實發生時的部分時間點。

    比如樓梯上我為了逼問她真相，故意撕裂她的傷口。

    “這個我可以作證！”秦若琳生氣的說著。

    她陳述的也是事實，她確實沒有見到我傷害白媛。

    而她印象中的我，絕對不會做這種事。

    何況白媛是個‘惡毒’的形象，已經根深蒂固。

    警察看了看秦若琳，又看了看我。“傅銘煜先生說他在現場，并且默認你傷害白媛的事實。”

    “傅銘煜先生也在那樣的環境里驚嚇過度，我不認為人證在這種情況下有太大存在的必要和價值。”我很冷靜和理智的回答每一個問題。

    “白媛摔了一跤，從樓梯上沒站穩，我看她傷口的時候，她已經在哭喊了。”

    蒙太奇式的謊言，我說的都是事實，但我顛倒了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