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的情況下，眾臺府吏員都集合在衙門內，殺手只需經密道突入其中，迅速下殺手，便可將大部分人扼殺在一起。

    之后，再定點清除那些休沐、或者外派的官員及其家屬，整個臺府便無人得以生還。

    殺手的殺人手法，便是：趁臺府吏員相對集中時統一殺害，再定點清除余孽和家屬，達到殺人誅心、斬草除根的效果。

    那么，清楚了殺人手法，便可以進行“有罪排查”，將所有具備作案動機之人都套到這個陰謀里面，進行“無罪推定”。

    當中哪些人無法通過“無罪推定”，便有可能是此案的主謀，或者幫兇。

    首先是吳應雄。

    吳應雄身為首輔右相，掌皇城司與京都六大衛城兵馬，權勢滔天，理論上他是具備作案條件的。

    作案動機也看似明顯，那便是鏟除異己。

    但吳應雄雖具備作案的條件與動機，卻并不匹配本案殺手的行兇邏輯。

    單說一點，如果是吳應雄要屠殺臺府，根本不必將杏園改造成殺手的基地，要改也應該在皇城司大院，或者他的某處據點改，不是嗎？

    再者，他與先太子的關系極差，完全沒機會派人進入杏園！

    他具備作案的條件和動機，卻不匹配最基本的作案邏輯，因此大概率不是主謀！

    殺手也并非來自于他手下的皇城司精兵！

    孫鶴留下的日記中也說明了吳應雄并未參與通敵案，那么吳應雄單純為了鏟除異己而屠殺整個臺府的動機，就變得很薄弱！

    再到，駱家與長公主。

    如果說駱家和長公主是主謀的話，那么他們的殺人動機就應該是...為了掩飾當年通敵案的真相，殺人滅口。

    換言之，他們與蕭無晟分別是李放通敵案的第一和第二主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