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深入的探討，大家是越來越認同富弼所言，這法制之法里面的確蘊含著一種全新的思想。

什么是思想，就是要能夠解釋一切事物的關(guān)系。

對于稅收而言，法家依靠是權(quán)勢，以君王的賞罰，來督促百姓趨利避害；儒家在權(quán)勢中，添加了仁義，以德治來教化百姓，而法制之法則是多了個人權(quán)益。

前二者都是從君主與國家的角度出發(fā)，但后者更多是要突出個人。

相比起來，法制之法顯然是要更加復(fù)雜。

因為只維護一個團體，怎么也比維護兩個團體要容易得多，關(guān)鍵這兩個團體還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

大家是明白了，但又更迷茫了。

蔡卞問道：“老師，你說《宋刑統(tǒng)》的律例歸法家之法，故使百姓畏懼，那如果依法制之法的話，又該如何修訂條例？”

大家也都迷茫地看向張斐。

是的。

你說得很有道理。

但可行性呢？

自古以來，所有的律例，都是維護君主統(tǒng)治，要凸顯個人利益，必然是修改律例，這是沒有先例的。

富弼之前就想到這個矛盾，宋刑統(tǒng)從字面上來說，就是用刑罰統(tǒng)治，這肯定與法制之法是矛盾的。

這怎么改？

“我也不知道。”

張斐雙手一攤，但隨后他又道：“我也不妨試著引入法制之法，看看會變成什么樣。”

他來到木板前，在木板前寫上“宋刑統(tǒng)”三個字，“我們方才已經(jīng)辯論過來，宋刑統(tǒng)是維護什么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