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幾年間，王安石一直在被迫調整自己的策略，而原因就是他未有完成法家之術，從而受到法制之法的限制。

    從朝廷到地方，都不是他的一言堂。

    這當然是因為皇帝，趙頊采納張斐的潛龍勿用，這桌上不能只有王安石一個人，張斐、司馬光都必須坐在上面。

    王安石也悄悄掙扎過，而京東東路就是王安石抗爭的戰場，當時他還是想讓變法回到法家的軌道上，但結果是一敗涂地。

    但是法制之法有一點好，它只是限制王安石的權力，而不去限制王安石的理念和政策。

    王安石的新政還在全國推廣，并未因此而停止，只不過不能完全依靠權力去掃平一切，這也逼得王安石必須著重于自己的理念，而非是專注權力。

    好在王安石是真的對自己的理念，抱有極大的信心，并且心懷抱負，而不像蔡京那種純粹的權臣，變法只是為了獲取權力，以及擊敗政敵的武器，真正的目標是權力，國家興盛只在其次。

    王安石也在做出調整，這反倒是令呂惠卿、鄧綰他們這些革新派的主力變得很不適應。

    “呂校勘，你為何不勸勸那王相公，如今再在河北大興水利，風險極高，只會是得不償失啊！”

    鄧綰是心急如焚啊。

    “我如何沒勸。”

    呂惠卿苦嘆道：“但是恩師認為，河北之過，并非是政策失誤，而是在于程昉太過激進，這才讓人抓住把柄。但若不繼續興水利，將會使得河北衰敗，從而導致北疆危機，為求御遼，必須讓河北財政恢復過來。”

    鄧綰道：“可是興修水利，得益緩慢，而民力損失極快，如今河北民力損耗巨大，哪里還經受得起這般沖擊。”

    呂惠卿道：“這回恩師會利用免役法去推動水利工程，不會征發徭役，耗損民力。”

    鄧綰道：“這怎么可能，官家也才撥出三十萬貫而已。”

    呂惠卿只是無奈地搖搖頭。

    其實王安石也跟解釋過，當然，可不是像張斐那樣解釋，王安石還是沒有張斐看得透徹，但呂惠卿始終不明白，他跟鄧綰一樣，始終覺得這里面風險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