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根據(jù)張斐的法制之法論來說，那么法家之法就是超級集權(quán)，就是全由君主一人說了算，不允許一絲的忤逆。

而儒家之法，就是多了“德”治，在“法”的層面，大家是不平等的，伴隨的就是，在“德”的層面大家也是不平等的，誰最大，德行就理應(yīng)最高，故此他們往往要求皇帝做出表率。

這其實也是限制皇帝的一種方式。

只不過比較委婉罷了。

然而，宋朝立國特殊性，導(dǎo)致儒家之法是更進(jìn)一步，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在如此設(shè)計之下，確實會存有許多弊病，比如說一件小事都得扯大半天，但若以史為鏡的話，這就是比皇帝一個人乾坤獨(dú)斷要好。

也正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學(xué)術(shù)討論上，是有極大的自由。

其實富弼已經(jīng)點(diǎn)出法制之法的奧妙，但文彥博也就是提一句，不要上這課，這還是因為張斐只是一個小珥筆，張斐要是個士大夫，估計這話，文彥博都不會說。

因為限制君主，也是宋朝士大夫的目標(biāo)，只不過這個法制之法，將士大夫也給限制住了，會破壞儒家的階級體系。

話又說回來，張斐這法制之法，跟王安石的“三不”來比，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王安石的“三不”，基本上要徹底顛覆儒家。

如果說，天、祖宗、人言，都不放在眼里的話，儒家的整套體系都不成立。

但王安石最終還是啟動變法。

張家。

高文茵端著糕點(diǎn)沿著廊道，往大堂中行去，忽見一道身影側(cè)耳貼在窗口上，正是許芷倩。

她不禁好奇，于是走了過去，輕聲喊道：“許娘子。”

嚇得許芷倩一驚，回頭一看，見是高文茵，忙做了一個禁聲的手勢。

高文茵小聲問道：“你在這作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