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一直都是支持法制之法的，目的是希望在新政最初的階段，法制之法能夠為自己分擔一點火力，亦或者想借此攪亂他們保守派的陣營。

至于說，有人擔心法制之法也會給新政帶來麻煩，王安石對此是一點也不擔心，因為他就不認為這真的能夠成功。

巧了的是，張斐也是這么想的。

張斐也從未寄望于自己的四堂課，就能夠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就能夠解決朝堂分裂的局勢，就能夠解決朝廷的弊政。

這簡直就是癡人說夢。

但他比王安石還要狠，他的要求非常低，沾點便宜就行了。

如果說他的四堂課就換來一個立法改革的契機、窗口，那甭管最終改成什么樣，亦或說只是動了一點皮毛，他都覺得這非常賺的，沒有必要去強求太多。

而趙頊之前對此也并沒有準備，可一看這大好局面，他就想趁勝追擊，一舉將此事落實。

這機不可失，失不再來。

但是張斐認為這只會招來更多人反對，若強行推動，也一定會在執行方面出問題的，到時他也會因為被人捧得太高，然后摔得是粉身碎骨。

他對此的基本要求，就是我上完這四堂課，我還能活著。

那就足以。

在這基礎上，能賺一點是一點，就是賺不到也沒有關系。

因為他跟趙頊都還很年輕，是有資本去跟對方耗的。

所以說，如今這種情況，也都在張斐的意料之中，前面這兩份名士報，其實就是寫給朝廷官員、士大夫們看得，其中政治意義居多，至于普通百姓，即便認字的也看不太懂。

以往的時候，就是到這一步為止，那么接下來就由朝廷官員、士大夫們去為百姓解讀這文章的內容，分析利弊。

王安石就老是吃這虧。

他的文章確實寫得很好，但最終解釋權是別人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