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彥博漸漸想明白此事的本質。

    其實就是時代變了。

    以前如這種事，肯定就是雙方不斷地爭論，因為以前的權力，是比較分散的，而且大家更愿意指出對方政策的問題，而不會輕易拿出自己的政策。

    因為這種事一旦出問題，責任可是不小。

    但現在可行不通了，這權力劃分的非常清楚，你不解決那就是你的問題，沒有完美的政策，所以政事堂必須得權衡利弊，而不是挑三揀四。而且節奏，明顯在變快，有問題就得馬上想辦法解決，這更考驗宰相的決策能力。

    而這恰恰是以前大宋最為欠缺的，大家還是非常習慣于那個慢節奏的政治生態。

    問題也就出在這里，他們不大愿意接受這個現實，甚至內心是非常抵觸的，而不是在于政策的對與錯。

    他們以前的治國方案，也不太適用于當下的制度，但他們又不愿意承認這一點，導致每件事，到他們手里，就變得很擰巴。

    而張斐的每個建議，其實是非常符合當下的制度，也因此觸碰到他們內心中最為柔弱的部分。

    不是嫉妒，而是因為自尊心。

    就好比你非常擅長跳遠，結果不是你跳不過別人，而是大家都更愛看跑步，大家也都改跑步。

    這內心肯定是非常失落，但根據人性，不會輕易妥協，肯定還希望證明，跳遠更好看。

    然而，更令他們失落的還在后面，這剛剛完善戶籍制度，最高皇庭就熙州一案給予了最終判決。

    認定熙州商人的這種行為，屬于無罪。

    同時，最高皇庭還建議熙州官府只需廣發通告，告知那些商人，西夏如今是嚴禁與熙州貿易，如果再去西夏貿易，其中是有非常大的風險，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你就得自己負責。

    若無特殊理由，不能禁止熙州商人前往西夏貿易。

    只能建議，不能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