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對于北宋官員而言，這統計學并不陌生，就比如說青苗法，王安石也通過觀察，得知地主大概放多少利息，百姓的財務又是一個什么情況，然后再去設計這青苗法。

    再比如說范祥的鹽法，也是通過統計，知道在鹽價低于每斤35錢時購進，高于每斤40錢時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

    只不過王安石他們的統計相當糙。

    青苗法在京東東路執行的時候，也正在江南推行，但是江南就沒有出現京東東路的問題，就是因為江南土地肥沃，一年可以種兩季，故此大多數百姓是及時還錢的。

    而王安石的青苗法調查，就是僅限于江南的情況，沒有考慮到北方和南方其實是不一樣的。

    司馬光、蘇轍都曾對此提出質疑，但是王安石沒有搭理他。

    而且王安石他們的統計，是僅限于自己的觀察，沒有一個具體的標準，沒有標準就無法服眾，你有你的觀察，我有我的觀察，中國這么大，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樣。

    最為關鍵的是，就是他們這種統計學，在朝中是不得人心的，因為有違當下的主流價值觀。

    包括范祥、薛向，這些頗具經濟才華的官員，他們在朝中都沒有什么威望，真是天天被人彈劾。

    因為大家都是從道德出發去談經濟，你偏偏要談利益，那就顯得格格不入。

    張斐顯然是吸取了他們的教訓，他永遠是將利益建立在公平、公正、誠信之上，主打其實還是道德。

    這跟王安石、薛向他們其實是很不一樣。

    王安石他并沒有很好得掩藏，自己為國斂財的目的。

    還是青苗法。

    收兩分利，而且一年還分兩期，這也就是比那些趁火打劫的地主好一些，但這跟道德沒有半毛錢關系。

    不管是司馬光，還是蘇軾、蘇轍，都認為你這利息太高了，要說你不是為國斂財狗都不信。

    張斐就不這么干，我先免你們的交易稅，再收你們的倉庫稅，主打一個公平。

    他往往能夠占據道德制高點，而王安石是從未占據過道德制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