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張斐出現(xiàn)與否，對于趙頊而言，這官制改革，那都是勢在必行，可想而知，王珪之所以上這一道奏章，肯定也是趙頊授意的。

    其中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這皇帝長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想要自己做主，不愿意再躲在王安石背后。

    其二，趙頊要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他的政治理想，其實就是兩場戰(zhàn)爭，對西夏，對遼，當然，目前主要還是對西夏，他暫時也看不到能打贏遼國的希望。

    但無論如何，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將全國上下團結(jié)起來，使得整個國家根據(jù)自己的意志行事，換而言之，就是要掌控大權(quán)。不管是漢武帝，還是唐太宗，都有這方面的準備。

    只不過唐太宗本人就是一個軍事天才，他的準備就相對較輕松一些。

    其三，就是精簡官吏，提升效率，同時減少財政支出，為以后的動員打基礎。

    張斐當然是知道元豐改制，這一點，對于后世制度影響是非常重大的，只不過被王安石掩蓋了一些光芒。

    但是，如今這情況發(fā)生變化。

    歷史上元豐改制前，趙頊是通過王安石，打破了舊秩序，然后他再親自出來主導改革，也就是說，當時他已經(jīng)掌握大權(quán)，什么文彥博、司馬光等所有反對派，全部清除出去，這里面也包括王安石。

    如今可不一樣，朝中現(xiàn)在是處于一個均勢狀態(tài)，王安石也沒有做到權(quán)傾朝野，司馬光他們不但沒有被貶，同時權(quán)力還更大了。

    而這都是因為公檢法的出現(xiàn)。

    不過，公檢法也給趙頊提供了另一條改制的道路。

    那就是利用公檢法去進行官制改革。

    其實不管這官制是怎么改，本質(zhì)上還是君權(quán)與相權(quán)。

    太祖太宗建制，真宗、仁宗放權(quán)，導致目前北宋朝廷，出現(xiàn)兩種情況，第一，就是機構(gòu)臃腫，效率非常慢。第二，相權(quán)過大，因為目前三省官員不具備實權(quán)，全部都是聽從政事堂的，再由宰相跟皇帝議事，皇帝是無法直接下令三省。

    這兩點合在一起，就導致沒有宰相點頭，這皇帝的政令，光在三省都不知道要轉(zhuǎn)多久。

    這就是為什么要設制置二府條例司，這邊就是王安石一個人，這期間的新政政令都是往制置二府條例司走，等于是繞開政事堂和三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