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教育方面，司馬光也有著自己的理念，而且與王安石是非常像似的，也都是要追求實用性，而不是那些毫無用處，夸夸其談的學問。

這一點從司馬光的文章就能看出來，他的文章是非常樸實無華，連半個華麗的詞藻就找不出。

當然，王安石的文章雖然華麗，但關鍵他能在保持賞心悅目的同時，還能夠做到字字珠璣，針針見血，勝司馬光可不止一籌。

這個就只能用天賦來形容。

但是二人的區(qū)別也非常明顯，王安石上來就是要大刀闊斧，不破不立，逆天改命。

而司馬光則是謹小慎微，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

就是非必要時刻，就不要去改變法律，小修小補即可。

二人的性格都非常執(zhí)拗，目的也相差不差，他們都認同宋朝存在諸多弊政，但手段卻是截然不同。

更為有趣的是，二人是深知對方的優(yōu)點和缺點。

故此他們都認為如果交給對方去改革，一定會失敗的。

此時他們也都認為，當下教育是必須改革，而且教育也是延續(xù)自己的政治理念的唯一途徑。

可他們二人之間總會出現(xiàn)區(qū)別的。

王安石是先要政治改革，教育改革只是他政治改革其中的一環(huán)，他的戰(zhàn)略，是先擴張自己在朝堂的勢力，等到時機成熟，再推行教育改革。

司馬光在接下司法改革的重擔后，第一步想得就是培養(yǎng)這方面的人才，當時他就主動邀請張斐。

他的打算先培育出一批專業(yè)人才，然后再徐徐漸漸進行全國范圍的改革。

只不過在王安石的鞭策下，他也不得不加快自己布局，否則的話，將無人可限制新法。

但他仍然非常謹慎，他只是將蘇軾、范存仁這兩個道德、才干都信得過的人，安排到一些關鍵州縣上面，而不是王安石的新法全國執(zhí)行，他也立刻在全國進行司法改革。

而張斐在其中更多是起著催化劑的作用，他的獎學金制度，讓王安石、司馬光都打算順水推舟，開始自己的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