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在當時，他的威脅論，其實效果一般。

因為很多人認為，就是你王安石將我們這些特權人士納入到免役稅中，你要不納入進去，什么申報都跟我們沒有關系，所以你才是罪魁禍首，你還好意思說別人嗎？

當時反對新法的官員依舊是與日俱增。

但是隨著公檢法在河中府推行后，地方官員漸漸意識到，這司法改革才是最可怕的，一旦官員失去司法大權，別說這權力和金錢，就連性命都成問題，隨時可能面臨檢察院方面的起訴，而他們的關系，是完全行不通的。

當然，他們能夠這么快得知河中府的情況，也是呂惠卿他們努力的結果。

二者一比，新法真香。

因為司法改革是要限制和分割官府的權力，同時引入一波新人入場，而王安石的司法改革，其實走得還是法家路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要加強官府的權力，只是會打擊到士紳階級的利益。

簡單來說，司法改革對于官員們而言，是純粹的損失，而新法對于官員們而言，只是得失之間的取舍。

必然是選新法。

當然，這部分官員是沒有范仲淹他們那種堅定的政治理念，他們之前就是保守派的那幫人，捍衛的是自身權益，在這基礎上，他們才會考慮到國家利益。

然而，如范存入、蘇轍、蘇軾他們這些人，個個都是心懷抱負，有著很堅定的政治理想，他們就寧可受到司法改革的束縛，也不愿意向新法妥協。

但這一類人畢竟是少數，由于大多數地方官員都支持，這個青苗法在京東東路推行的非常迅速。

很快就抵達登州。

登州的情況也跟濟南府差不多，先是面向鄉村放貸青苗錢，如果借出去的錢不多，官府再聯合鄉紳、地主，分攤這青苗錢。

范純仁得知之后，立刻就此提起上訴，這跟青苗法的規定不一樣，但跟他預想中的是一模一樣。

然并卵。

官府不可能判自己違法，直接表示這是官府政令，你們司法無權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