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要插手鄉野，所要付出的成本太過巨大，甚至可能引發顛覆王朝的后果，這也是朱元璋選擇這條制度的原因之一。

    當然，大明也不是把鄉鎮權利拱手相讓，地方官員們雖然名義上不好插手地方除刑事案件以外的事兒，但收稅等管理權利，還是通過胥吏來完成。

    所以，后世對古代也有種說法，那就是封建王朝的鄉村治理基本為胥吏所操控。

    鄉紳在其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連縣官都會被胥吏那高超的行政手段所蒙騙。

    這也是為何縣官要不斷整肅胥吏隊伍的重要原因，其背后存在復雜的權力博弈。

    大明朝，幾乎所有官員，特別是地方官員和御史，為官初期都要法辦幾個胥吏來樹立自己剛正不阿的形象。

    無論是宗族還是鄉紳，都不會心甘情愿將其掌握的物資主動奉獻給國家，這便是皇權與紳權在鄉村的主要矛盾，諸多賦役的強行委派正說明了這一點。

    但鄉紳并非毫無抵抗之力，在古代戶籍制度并不完備的情形下，他們通過隱匿戶口，招攬流民等方式來回避皇權的滲透。

    當王朝正值鼎盛時，尚可借助胥吏隊伍對鄉紳進行制約，以維持對鄉村的基本控制。

    承平日久之后，胥吏與鄉紳便會結成一種曖昧不清的關系，共同利用政策漏洞中飽私囊。

    故所謂地方政治者，不操于胥吏，即操于紳，生殺予奪，為所欲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考，亦幾稀也。

    鄉紳清晰的認識到，如果碰上清廉的縣官，還可以對其進行限制，但大多縣官上有國家重臣逼問索要，下有州縣的繁苛賦稅，只得任由胥吏侵奪鄉民財產，否則地方知縣的數萬兩雪花銀由何而來？

    除此之外，在軍事動亂之際，鄉紳更是憑借掌握的財富，招攬民眾構建武裝山寨。山寨內部不僅擁有大量的田地資源，還配備了一定數量的武裝勢力。

    如此密不透風鐵桶，皇權根本無法進行滲透，無論是兵役的征派還是賦稅的繳納，都只能根據鄉紳的主觀意愿進行。

    山高不怕皇帝遠，鄉紳的自治不僅在于對人口及土地的掌握，更在于對胥吏的籠絡。

    與之相對，封建王朝設立胥吏的初衷是為了消除鄉紳的地方控制，并嘗試將“鄉村自治”納入國家的治理體系。

    而眼下的大明，其實就是地方官員和鄉紳相輔相成的狀態，地方官很難直接插手鄉野，鄉紳受朝廷大義也必須盡量滿足官員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