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說過，在那個架空的時間線中，當東大進入了改革開放第三十個年頭，經濟已經得到飛躍式的發展時，驚覺中日之間經濟發展有著如此驚人相似度的專家們在梳理了島國九十年代到千禧年初的那段歷程之后，頓時驚出了一身冷汗，于是趕緊著眼于國內，看看地域廣博的東大有沒有什么值得借鑒的經驗，可以夯實農村基層這一蓄水池之余，也能有效規避島國曾經踩過的那些巨坑。

    很幸運的是，東大畢竟有著五千年的歷史底蘊，民間的聰慧絕倫之輩不知凡幾，于是專家們很快把目光鎖定在了江浙地區。

    江浙地區素來有藏富于民的習慣，而憑借著獨特的區位優勢，自改革開放后，農村地區的人均收入連續38年領跑全國，可要說到村集體經濟，卻曾經一直是短板；哪怕是到了改開后的第三十八個年頭，江浙地區依然有將近1/4的村莊家庭年收入（5人口計）尚不足10萬元……這個標準在其它地區或許已經非常不錯了，但在當時的江浙地區，卻絕對屬于妥妥的低收入。

    其實這倒也不奇怪，東大的地域太過廣博，并不是每個村都有足夠的資源讓自己發展起來，哪怕是江浙這種老天賞飯吃的區位，也不可能遍地土豪村，村村吃上時代的紅利……更多的普通農村，都處于一種先天條件乏善可陳，資源缺東少西，發展前景受限的狀態；

    而且就如同全國GDP排名第一的省份是廣東，但最窮的地區也位于廣東境內一樣，虹吸效果越明顯，本省的其它區域就有可能更窮。

    回歸正題。

    在那個虛構出來的時間線里，專家們之所以把目光鎖定在江浙地區，其實最初是源于兩個地方的異常數據……這兩個地方，一個是浙江新昌，另一個是則是平湖。

    之所以被認為“數據異?！?，

    一方面是因為這兩個地區的經濟活躍度和人均收入水平明顯高于常規數學模型下的標準水平；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兩個地區發揮了重要作用的頭部經濟主體，其組織框架明顯不同于尋常的民營企業。

    于是乎，在進一步走訪調查后，“強村公司”這個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了專家們的視線里。

    所謂“強村公司”，

    并不是具體指某家公司，某家企業。而是指為了壯大村集體經濟，按照【產權清晰】、【收益歸村】的原則，組建出來的現代企業的統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一家運用了現代化企業管理制度的小型集團公司或者企業群，只不過它的經濟屬性并不是主流的民營企業或者國有企業，而是以村為單位的集體企業而已。

    這看起來很有些歷史的印記，仿佛跟七八十年代的那些村自建公司以及農村合作社沒有什么區別……事實上從許多方面來講，強村公司就是當初農村合作社模式的一種升級和變形。

    只不過1.0版本的村自建公司，由于缺乏現代企業管理能力，往往只會盯著自己眼前的一畝三分地，注定賺不了大錢……別說賺大錢了，大部分1.0版本的村自建公司甚至就連個溫飽都混不上，然后逐漸消弭在歷史的長河中。

    但強村公司不一樣，它不但引入了現代化企業管理的體系，還采用了相對比公正公開的資產評估體系，以及較為透明的內部運作流程，但同時保證了運營班子的相對集權，大大減少了決策成本和經營效率，可以說既保留了公有制經濟的先天凝聚力，又補上了1.0版本的許多漏洞和不足。

    而這些強村公司的出現和發展歷程，也很有些意思。

    其大抵的脈絡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