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至1911年期間，湖北成立了大量的革命小團體，有日知會、天錫會、安郡公益社、神州學社、軍隊同盟會、振武學社等。

    當時在各地新軍中推廣的革命活動，最有成效的便是武漢革命黨人，其中最大的革命團體便是文學社和共進會。文學社是由科學補習社、日知會、軍隊同盟會、振武學社等革命小團體演變而來，社長為蔣翊武。該社成立不久后就擁有會員約三千人。因不滿同盟會總部只顧在華南邊境發動起義，1907年秋，一些原籍長江中上游的同盟會員在日本東京發起成立了共進會。1908年10月，孫武、焦達峰等人回國，在漢口秘密設立機關并發展組織，1910年冬，便擁有會員兩千余人。

    1911年初，文學社和共進會的領袖進行了秘密會談，商量起義事宜，確定文學社社長蔣翊[yì]武為革命軍臨時總司令，共進會孫武為參謀長，以文學社的機關為臨時總司令部。在文學社和共進會的宣傳教育下，1911年秋，一萬七千多人的湖北新軍中，有近三分之一都參加了革命組織，另外，武漢周邊各縣，革命黨人還聯絡一批會黨、農民、士兵和學生。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將在1903年推行“新政”時開始興建的商辦鐵路收歸國有，這些鐵路是由招商局集商股成立的鐵路公司所有，但清政府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獲取列強的支持，它與英、法、美、德四國銀行團簽訂借款合同，將粵漢、川漢鐵路出賣給列強。清政府這種行為引起了全國公憤，激起了大規模的反抗運動——保路運動。保路運動最先在湖南興起，長沙、株洲等地相繼爆發游行示威活動，隨后保路風潮在湖北、廣東、四川也蔓延開來，以四川最為激烈。6月17日，川漢鐵路公司在成都召開鐵路股東代表大會，會上確立“破約保路”的宗旨，并通電全國，斥責清政府的賣國行為。會后還派人到全省各地宣傳，通知各州縣成立分會，保路同志會很快發展到全川142個州縣，在不到10天的時間內就有10萬人成為會員。

    保路運動的迅速發展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下令鎮壓，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了保路同志會的領導人蒲殿俊、羅綸、顏楷、鄧孝可、張瀾等人，消息傳出后，參與保路運動的數千名請愿的民眾涌向督院街督署院內向總督請愿，但趙爾豐命軍警開槍射擊請愿民眾，造成數十人死亡。“成都血案”爆發后，和平的保路運動開始轉為武裝斗爭，成都附近的同志軍開始圍攻成都，其他各地的同志軍也相繼起義。清政府得知成都被圍以及各地起義的消息后，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后調派端方從湖北帶新軍入川，并命令曾擔任四川總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協助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同時，還從湖南、廣東、陜西、甘肅、貴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湖北新軍被調入川，造成了武漢空虛，給武漢革命黨人發動起義提供了機會。

    大批湖北新軍入川后，清軍在湖北防御力減弱，湖北革命黨人便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在武昌發動起義。1911年9月14日，文學社和共進會在同盟會的推動下建立統一的起義領導機關，并決定請同盟會領導人黃興、宋教仁或譚人鳳來主持起義大計。9月24日，起義領導機關舉辦聯席會議，通過“人事草案”和“起義計劃”，由文學社領導人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共進會領導人孫武為參謀長，總理為劉公，劉堯澄、彭楚藩等人為軍事籌備員，并決定于10月6日（農歷中秋節）發動起義。同日，南湖炮隊黨人暴動未果，湖北當局有所察覺，遂下令收繳新軍彈藥，增加市面軍警力量加緊盤查，并決定讓新部隊提前過中秋節，10月6日那天不放假。

    9月28日，湖南黨人焦達峰函告武昌起義指揮部，由于準備不足，希望將起義時間延遲至10月16日，且黃興、宋教仁未能趕到武漢，指揮部遂決定起義時間延期至10月16日，在湖南、湖北兩省同時發難。

    10月9日，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配置炸藥時不慎因其爆炸，機關暴露，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稿、旗幟、符信等全被俄國巡捕查抄，革命黨人劉同等六人也被抓捕并被引渡至湖北當局。同日，蔣翊武自岳州趕回武昌，在小朝街機關部下達起義命令，決定當夜十二點城內外各營同時起義，以南湖炮隊炮聲為號。但小朝街機關當日就被清軍警破壞，劉復基、彭楚藩等八人被捕，蔣翊武逃出城外，當晚又有多處黨人機關被破壞，楊洪勝等四十余人被捕。

    10月10日，湖廣總督瑞澄下令殺害劉復基、彭楚藩、楊洪勝三人，并且當日又有十余名革命黨人被捕，湖北當局下令軍營官兵一概不得出營，并曉諭黨人自首。在失去了指揮機關后，革命黨人依然決定在當晚發動起義，商定以槍聲為號。當晚，武昌城外清軍混成協輜重營黨人燃火發難。城內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黨人鳴槍起事（輜重營和工程營發難先后順序有爭議），他們打死鎮壓起義的清軍官兵，占領楚望臺軍械庫。隨后，城內外各標營黨人集結楚望臺，人數多達三千余人，原日知會員、隊官吳兆麒被推舉為臨時總指揮。

    晚上10點30分，起義軍分三路進攻總督署和旁邊的第八鎮司令部，同時命令已入城的炮八標在中和門及蛇山占領發射陣地，向總督署發其轟炸，但進攻連連受挫。12點后，起義軍再次發起攻擊，終于突破清軍防線，他們在督署放火指引炮兵轟炸督署，瑞澄打破督署后墻從長江坐船逃走，第八鎮統治張彪仍在抵抗。經過反復進攻，督署和司令部終被攻破，張彪退出武昌，整個武昌城都被起義軍接管。

    10月10日深夜，得知起義情況后，在保定軍咨府軍官學校（后改名陸軍大學）學習的同盟會成員何子淵的六弟何貫中，與同寢室同學李濟深等人，組織軍校學生炸毀了學校附近的瀏陽鐵橋，阻斷清軍南下鎮壓起義的道路。10月11日，起義軍將士在湖北咨議局建立革命軍政府，他們認為軍政府需要社會上有名望地位的人出資號召，于是邀請咨議局議員和地方紳商舉行會議，推舉清朝二十一混成協（旅）的協統黎元洪為軍政府都督。同日，漢陽黨人起義，占領漢陽全城，10月12日，漢口也為黨人占領，至此，武漢三鎮全部為革命軍所控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后，清廷猝不及防。湖廣總督瑞澄謊報“地方安謐”，次日即奏報武昌失守，清廷內外震動。武昌起義的炮聲徹底打破了清廷的幻想。消息傳來，宮中一片大亂。攝政王急得團團轉，隆裕太后整日以淚洗面，大臣們各懷心思，朝堂上亂成一鍋粥。革命的火焰迅速蔓延，各省紛紛響應，清朝的統治搖搖欲墜。我坐在龍椅上，看著這一切，心中五味雜陳。我雖年幼，卻也明白，這個古老的王朝即將走向末路，而我這個皇帝，也即將成為歷史的注腳。在我登基成為皇帝的這三年里，這陸續三次的重大革命起義，我雖無力改變局勢，卻像一個旁觀者，見證了舊時代的落幕和新時代的曙光。我深知，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誰也無法阻擋。

    武昌起義爆發后，1911年10月12日，清廷做出反應，攝政王載灃緊急召集奕匡、那桐、徐世昌等重臣商議，初步決定派陸軍大臣蔭昌率北洋軍南下鎮壓，海軍大臣薩鎮冰率領水軍趕赴湖北平叛。但蔭昌并無實戰經驗，且北洋軍實權仍在袁世凱舊部（如馮國璋、段祺瑞）手中，導致指揮失靈。10月15日，面對這一形勢，湖北軍政府決定，首先掃蕩漢口敵軍，然后向北推進，阻止清軍南下。10月18日，雙方投入戰斗，漢口革命軍進攻劉家廟，次日革命軍占領劉家廟。此后，清軍對劉家廟展開數次反攻，10月27日，清軍收復劉家廟，革命軍退守大智門一帶。雙方便在此互相膠著對峙。

    朝廷得知雙方軍事膠著，新軍竟無可奈何？對此清廷內部對是否起用袁世凱產生分歧。奕匡、那桐、徐世昌等力主啟用袁世凱，認為其掌控北洋軍，是唯一能鎮壓起義之人。載灃雖疑慮重重，但面對革命軍迅速蔓延的壓力，被迫于10月14日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袁世凱卻以“足疾未痊”為由拒絕，提出六大條件：1明年召開國會2組織責任內閣3開放黨禁4寬容武漢起事人員5授予前方軍事全權6保證糧餉供給。這些條件實質是要奪取清廷軍政大權，迫使載灃退位、奕匡內閣下臺。清廷無奈妥協，攝政王載灃于10月27日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所有赴鄂軍隊；11月1日，袁世凱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全面掌控清廷實權。

    漢口保衛戰期間（10月18日到11月27日），10月22日，湖南、陜西兩省首先響應武昌起義，宣布獨立，同月內，江西、山西、云南也相繼宣布獨立。至此，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聯成一塊，山西、陜西兩省聯成一塊，云南則在西南地區呼應，革命浪潮向華東和華南地區迅速擴展。此后浙江、貴州、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先后宣布獨立，至11月27日四川宣布獨立后，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全部光復，處于清廷統治下僅剩清廷江南提督張勛鎮守的南京。12月2日，江浙聯軍攻克南京，南北對峙的局面就此形成。

    在全面得到朝廷實權后，袁世凱以欽差大臣身份代替蔭昌指揮清軍作戰。一面以武力攻占漢口、漢陽，威懾革命軍；一面通過唐紹儀與南方談判，提出君主立憲方案。革命軍方面，黃興于10月28日從上海趕赴武漢，抵達漢口督師，并在11月3日的拜將儀式上，被黎元洪代表軍政府委以戰時總司令，接手抵御清軍的攻擊。11月9日，黎元洪都督電起義各省派代表到漢會議，籌組臨時政府。同時，黃興致電袁世凱，呼吁袁世凱擁護共和。11月13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內閣總理。11月27日，漢陽被清軍攻陷，革命軍退守武昌。持續41日的陽夏保衛戰，雙方死亡人數超過五千人，其中，革命軍陣亡將士四千兩百人。由于革命軍堅持共和，且南方各省革命勢力不容小覷紛紛宣布獨立后已經和中央形成南北對峙。孫中山回國后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雖然在袁世凱帶領的清軍下收復了漢口重鎮，但雙方在武力試探較量下袁世凱轉而選擇施壓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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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昌起義初期，袁世凱試圖以“平叛”換取清廷信任，甚至托人轉告親信：“南方軍事尚易結束，北京政治頭緒棼如，望唐紹儀與梁士詒協作，重啟政治改革。”但隨著局勢發展，他意識到清廷已無挽救可能，轉而利用北洋軍的實力與革命軍談判，意圖通過“南北議和”實現自身權力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