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紀末，南洋華人政商集團對環北大西洋沿海地區進行全面考察后，南洋華人政商集團帶領東南亞華裔移民進入環北大西洋沿海地區，在此地展開全面的社會及經濟建設。

    在12世紀至13世紀初100多年的時間里，南洋華人政商集團以商貿為導向，以中華文化為基礎，推動西方文化及社會的全面改革，使西方脫離原始落后的社會，走向以自由民為基礎的共和衙府商貿社會，使西方的文化和科技逐步向東方看齊。

    13世紀初至15世紀中葉，由于東方天朝社會動蕩和朝代更替，大量天朝貴族和民眾先后進入環北大西洋沿海地區，建立新社會和新經濟。天朝貴族集團在漢文化和科技的基礎上，建立現代國家制度，建立現代版的西方文化及科技基礎。

    15世紀中葉至16世紀末，西方列強完成現代社會制度的建設，建立了現代科技及生產力基礎，西方全面走向自由商業社會，并完成了西方利益集團在文化、科技、經濟、物資、人才及資本等方面儲備和積累。為了開拓商貿渠道和市場，西方利益集團開始向非洲、美洲、南亞、東南亞和遠東等地區進行殖民擴張。

    1840年6月，英軍艦船47艘、陸軍4000人在海軍少將喬治·懿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率領下，陸續抵達廣東珠江口外，封鎖海口，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戰爭爆發之初，中方只視英軍為蠻夷，認為不具威脅。1840年6月，英軍統帥兼全權代表義律領兵到達廣州海面，并根據英國外相巴麥尊的指示，遠征軍封鎖廣州、廈門（今屬福建）等處的海口，截斷中國的海外貿易，并于7月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市），作為前進據點。此時，中國沿海地區，除廣東在林則徐督飭下稍作戰備外，其余均防備松弛。8月，英艦以驚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達天津大沽口外，本來主張戰爭的道光帝，眼見英艦迫近，懾于兵威，開始動搖，1840年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國書，令琦善轉告英人，允許通商和懲辦林則徐，以此求得英艦撤至廣州，并派琦善南下廣州談判；同時，英方也以疾疫流行，秋冬將臨，同意南下廣東進行談判。10月，琦善署理兩廣總督。林則徐、鄧廷楨被革職。12月，琦善通過私人翻譯鮑鵬與義律談判，拖延時間。英軍南下后，清廷下令沿海各省督撫籌防海口，并命兩江.總督伊里布率兵至浙東，準備收復定海。

    義律失去耐心，決定戰后再商。1841年1月7日，英軍突然攻占虎門的大角、沙角炮臺，清守軍死傷700余人，帥船、拖船沉毀11艘。琦善被迫讓步，1月25日與義律簽訂《穿鼻草約》，條約第一款就是將香港島割與英國。第二天，英國軍隊就占領了香港島。林則徐被發配新疆，他雖上書道光帝，力言必須禁煙和重視海防，卻被道光帝斥為一片胡言。不過《穿鼻草約》由始至終并未經中國皇帝批準，而琦善也沒有蓋用關防印，因此該條約不具法律效力。

    鴉片戰爭期間，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廣大人民，積極地支持和配合了清軍作戰，并自發地堅持反侵略斗爭。侵略軍所到之處，無不遭到當地人民的抗擊。英軍攻陷廈門，當地民眾自動組織起來，襲擊英軍，迫使侵略軍退守鼓浪嶼。英軍入侵浙江，浙江人民組織“黑水黨”，狠狠地打擊英軍。侵略軍進犯長江后，沿江人民以多種方式襲擊英軍，阻止英國艦隊前進。

    虎門、廣州之戰（～1841.8）1840年12月，琦善與義律在廣東開始談判。由于英國提出的條件過于苛刻以及琦善擅自簽訂，使道光帝大為不滿，道光帝便把琦善抄家革職，派奕山、隆文和楊芳赴廣東指揮作戰。1841年1月7日，英軍也不滿談判的進展，義律先下手為強，出動海陸軍攻占虎門的第一重門戶--沙角、大角炮臺，發起虎門之戰。

    道光帝聞訊下令對英宣戰，派侍衛內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并從各地調兵萬余人赴粵。2月23日進攻虎門炮臺，雖然部隊英勇抵抗，但不敵英軍，虎門炮臺最終失陷。2月26日，英軍又出動海陸軍，攻破虎門橫檔一線各炮臺和大虎山炮臺，溯珠江直逼廣州。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力戰殉國。 [15]5月21日，奕山令水陸軍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動，挈火箭、噴筒，夜襲英船，擲火焚燒。5月22日早晨英軍2400人反攻。清軍潰退。5月24日，英軍對廣州發起進攻，一路占據城西南的商館，一路由城西北登岸，包抄城北高地，攻占城東北各炮臺，并炮擊廣州城。廣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清軍盡退城內，秩序大亂，在此形勢下，奕山等豎起白旗求和， [16]接受英方條件，簽訂《廣州和約》，英國不但不率部撤離了廣州，還勒索廣州商家向英軍支付了600萬銀元的贖城費。期間廣州民間反英氣氛熾熱，英國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城北郊三元里一帶民眾自發武裝起來進行抗英斗爭。而奕山為了不被皇帝懲罰，便虛報戰功，甚至將該戰役的慘敗說成大勝。

    英國政府對義律在廣州所獲侵略權益尚嫌太少，乃改派璞鼎查為全權代表來華，擴大侵略。1841年5月29日，盤踞在廣州北郊四方炮臺的英軍，闖入三元里騷擾搶劫。當地群眾奮起抗擊，打死英軍數名。隨后，全村男女老少在三元古廟集合，以三星旗為令旗，“旗進人進，旗退人退”，同時，還聯絡了附近的數千農民和手工業者，手持大刀、長矛，冒雨迎敵。而此時英軍僅僅只有一個海軍陸戰隊連。英軍被困在牛欄崗，天降大雨，火藥受潮，無法發揮出威力，展開肉搏戰，一名英軍死亡。英軍派出兩個水兵連，帶著“雷管槍”（不怕雨天）前來增援。被圍困兩小時之后，英軍撤退至四方炮臺。第二天清晨，2萬多民眾高舉三星旗，把四方炮臺圍得水泄不通。英軍總司令傳話給當地長官余保純，如果不解除義勇包圍，主力英軍將攻打并盡屠廣州城。余保純清楚雙方實力，也知道英軍的槍炮不會永遠受潮，于是勸退義勇，避免廣州被屠，從此擔上賣國賊的惡名，但實際上，從雙方實力對比來看，這種做法很明智。三元里抗英后，廣東人民又以“社學”的形式，組織武裝力量，開展反侵略斗爭。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率艦船37艘、陸軍2500人離香港北上，攻破福建廈門，占據鼓浪嶼（即第三次廈門之戰），旋北進浙江，10月1日攻陷定海（1841年2月，英軍以疾疫流行，放棄定海），10日陷鎮海（今屬寧波），13日占寧波。時英軍兵力不足，遂停止進攻，等待援軍。

    廈門、浙東兵敗后，道光帝又派吏部尚書奕經為揚威將軍赴浙，并陸續調集兵勇以備反擊。1842年3月，奕經以兵力已足，決定水陸同時反擊，企圖一舉收復寧波、鎮海、定海。3月10日夜，清軍對寧波、鎮海分別發起反擊，接戰均不利，紛紛撤回原駐地。進攻定海因風潮不順而延期。3月15日駐寧波英軍乘勢反攻慈溪（今慈城鎮）和城西大寶山等地，清軍大敗，退守曹娥江以西。道光帝見久經準備的浙東反攻又告失敗，遂調盛京將軍耆英趕赴江南，準備與英軍媾和（見浙東之戰）。

    英國政府認為《穿鼻草約》所獲權益太少，撤換義律，改派璞鼎查來華為全權代表，擴大侵略。1841年8月27日，英軍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嶼、廈門、定海、鎮海（今寧波）及乍浦（浙江平湖）。其中定海是第二次被攻破，總兵葛云飛及四千將士戰死，英軍也損失慘重。

    1841年9月30日至次年（1842年）3月11日，英軍分遣艦隊還多次對臺灣進行侵犯。由于守軍準備充分，戰術巧妙，取得了整個戰爭中罕見的勝利，僅俘獲英軍就有182人（見臺灣抗英斗爭）。

    1842年5月，英軍放棄寧波，集中兵力北犯。18日，攻陷浙江平湖乍浦鎮。英軍6月16日發起吳淞之戰，江南提督陳化成率軍堅守西炮臺，兩江.總督牛鑒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牛鑒逃走，東炮臺被攻陷，陳化成與部下死守西炮臺，孤軍作戰，直至戰死。 [17-18]吳淞的失利，使英軍軍艦開入長江。鎮江駐防副都統海齡自聞乍浦、吳淞不守，認為漢人通敵，縱兵殺害漢人。此后，英援軍相繼到達長江口外，璞鼎查不理耆英等人的乞和照會，英海陸軍溯長江上犯，準備切斷中國內陸交通大動脈京杭大運河（鎮江段）并鞏固吳淞之戰后封堵長江出海口的戰果。

    1842年7月21日，英軍使用1.2萬余人，76艘戰艦，炮724門擊敗鎮江城外綠營守軍，越城而入，與1500蒙古八旗兵巷戰，英軍死185人，清軍全軍覆沒，海齡自殺。全城慘遭焚掠，廢墟一片。恩格斯在《英人對華的新遠征》一文中，高度贊揚了鎮江守軍英勇抵抗侵略的英雄氣概：“駐防旗兵殊死奮戰，直到最后一人……如果這些侵略者到處都遭到同樣的抵抗，他們絕對到不了南京。” [19-20]鎮江對岸的揚州紳商，惶恐萬狀，向英軍交納五十萬兩贖城費，免收軍事占領。英軍直逼南京，清廷處于不利位置。

    1842年8月4日，英艦進逼南京下關江面，隨后英軍從南京燕子磯登陸，察看地形，揚言進攻南京城。在英軍堅船利炮的威懾之下，清朝欽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兩江.總督牛鑒，妥協退讓，委曲求全，被迫在靜海寺、上江考棚等處與英軍議和。在談判期間，由于英軍的惡行引發了地方性的靖江保衛戰，侵略者死傷13人后敗退（從臺灣、靖江之戰看來，當今記載的英軍傷亡數字不無可疑之處）。

    1842年，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靜海寺與英國政府議約，雙方共在寺內議約四次。1842年8月29日，在英軍旗艦“汗華”（亦譯康華麗）號上，中國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國提出的議和條款，耆英與璞鼎查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中英《南京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