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承包了鄰村50畝，加上喂魚需要割草做飼料，自己一家人實在是忙不過了，所以不得不請人來幫工。

到最后，來陳家幫忙割草的短工最多時有30多人，一人一天給工錢2元，長工一度也有7人，月工資50元。

這一年，陳志雄百畝魚塘純收入7250元，而當時一個農民一年務農毛收入最多不過1000元。

然而陳志雄的做法，直接觸碰到了“紅線”，因為雇工觸及到了國家最核心的問題，雇工是與資本家、剝削等敏感的詞匯連在一起的。

陳志雄和他的事業，直接對當時的意識形態提出了挑戰。

然而，這種存在，又絕非個案。

在安徽，一個自稱“傻子”的農民，炒瓜子同樣炒出了“雇工問題”。

他叫年廣久，42歲時炒瓜子有了口碑，最多的時候一天可以賣出兩三千斤瓜子。

忙不過來時，便陸續請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到1979年秋天，居然就有了12個幫工。

可是，“傻子”怎么可能是剝削階級呢？

他平生只會寫五個字，分別是“年廣久”和“同乙”。他7歲就在街上撿煙頭掙錢，9歲當童工學徒經商，十幾歲接過父親的水果攤開始維持生計。翻看他的履歷，明明就是最底層的勞苦大眾。

放眼全國，眼下個體戶已經相當多了，雇工十幾個、二十幾個，甚至上百個的都有。

雇工問題如何處理，也困擾著高層，因為這既是民生問題，更是嚴肅的政治問題。

直到1981年，上面才算是對這事兒有了一個初步的結論，認為陳志雄可以跨隊承包，也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剝削，因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勞多得，是無可非議的”。

這算是對雇工問題討論的一個結論，但這個“結論”并沒有徹底解決“雇工問題”的爭論。

在整個80年代，雇工問題幾起幾落，未有定論。

直到1987年，這事兒才算是有了一個相對清晰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