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fēng)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

    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圣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dá)，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兇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zé)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實恐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圣明之所臨照。

    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dāng)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qiáng)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窮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

    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zé)o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于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于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于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yuǎn)，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yuǎn)。”

    臣愿當(dāng)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則存亡之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jié)嗜欲以從人，省游畋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wù)，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yuǎn)便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jìn)之人，賤難得之貨，采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chǎn)，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yīng)，超上德于前載，樹風(fēng)聲于后昆，此圣哲之宏觀，而帝王之大業(yè)，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

    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于昔時，聞過必改，少虧于曩日。若以當(dāng)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固無得而稱焉。太宗深嘉而納用。

    貞觀十四年，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被御史劾奏。太宗謂侍臣曰：“昔陶唐大圣，柳下惠大賢，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盜跖為臣惡。夫以圣賢之訓(xùn)，父子兄弟之親，尚不能使陶染變革，去惡從善。今遣刺史，化被下人，咸歸善道，豈可得也？若令緣此皆被貶降，或恐遞相掩蔽，罪人斯失。諸州有犯十惡者，刺史不須從坐，但令明加糾訪科罪，庶可肅清奸惡。”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大理卿孫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堅，恐人之傷；作箭者欲其銳，恐人不傷。何則？各有司存，利在稱職故也。朕常問法官刑罰輕重，每稱法網(wǎng)寬于往代，仍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dá)，以釣聲價。今之所憂，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務(wù)在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