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內安，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谷豐稔，盜賊不作，內外寧靜。此非朕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匡輔。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也。”

    魏征對曰：“自古已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稱圣，臣即不賢，或遇賢臣，即無圣主。今陛下明，所以致治。向若直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未以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為善者，多不能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一亭長耳，初能拯危誅暴，以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

    何以知之？孝惠為嫡嗣之重，溫恭仁孝，而高帝惑于愛姬之子，欲行廢立，蕭何、韓信功業既高，蕭既妄系，韓亦濫黜，自余功臣黥布之輩懼而不安，至于反逆。君臣父子之間悖謬若此，豈非難保之明驗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懼，用保其終。”

    貞觀九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咸服，豈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施于來葉，令數百年后讀我國史，鴻勛茂業粲然可觀，豈惟稱隆周、炎漢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

    房玄齡因進曰：“陛下撝挹之志，推功群下，致理升平，本關圣德，臣下何力之有？惟愿陛下有始有卒，則天下永賴。”

    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為天子，此則武勝于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治而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耶！”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誠以為賢。然致理比于三、五之代，猶為不逮，何也？”

    魏征對曰：“今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勵精為政，比跡于堯、舜；及其安樂也，則驕奢放逸，莫能終其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匡主濟時，追縱于稷、契；及其富貴也，則思茍全官爵，莫能盡其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

    太宗曰：“誠如卿言。”

    貞觀十三年，魏征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上疏諫曰：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谷帛而賤珍奇。

    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于私情，禮節虧于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為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

    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余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

    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以來，稍乖曩志，敦樸之理，漸不克終。

    謹以所聞，列之于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于上圣，論事則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

    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于萬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見輕于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

    昔子貢問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仇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