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人嘛，起的都早，起來在村子里轉轉，剛好趕上這一出大戲。

    寧致遠心里突然想起其中一人跟他說的：我們是為你好，沒穿制服。起初內心還心存感激，想著對方確實為自己考慮，怕村里看到名聲不好啥的，現在看來，其實完全是為了讓他配合的一個很合理的借口罷了。

    在寧致遠看來，無論打著多么冠冕堂皇或者讓人感激的借口，其本質目的都是為了自己工作好開展而已，那這個借口和那個借口之間又有什么區別呢？要真的說有區別的話，那就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還打著為別人著想的幌子的借口更讓人惡心作嘔吧。

    理由不是不可以找，但是為什么一定要找呢？真誠的表達自己的來意不行嗎？還是說警察為了辦案去做些欺騙的事就是合法的？那按這樣的邏輯的話法律就不是針對事了，那是針對人了，同樣的事要看誰是實施方，實施方是警察那就怎么著都能合理化，呵呵。

    可是不要忘了，有些事只是你選擇去做了并且合理化而已，其實你本可以不那樣做的，不那樣做也可以達到你的目的的。但無論是什么身份，無論是什么目的，人們都是本能的、毫不猶豫的、毫不掩飾的走捷徑。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警察和普通人的區別又在哪里？如果說警察可以為了辦案隨便這樣那樣，那嫌疑人是不是也可以為了擺脫嫌疑這樣那樣，又有什么區別？

    寧致遠無奈的搖搖頭。一時間他突然間覺得，他也沒必要把別人想的那么好，那么高尚，說白了，別人那也就是份工作，穿上制服就是拿工資，脫了制服那就是辭職走人，制服根本代表不了責任，自古以來人心都是一樣的，本質上是人心去定義了制服，而制服無法凌駕于人心之上，畢竟法律是人心制定的，制服也就是執行過程中的工具而已。

    可是如果法律到行為之間隔了制服，那就不是直接的關系了，這就有了很多復雜的變化，就像社會科學研究無法像自然科學研究一樣，自然研究是有客觀的自然規律作為標準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從自然到研究的自然對象，是直達的，沒有隔著什么。

    可社會科學就完全不一樣了，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中包括了思維參入者，而參入者的思維在其中又發揮了重要的影響，所以社會科學無法認證，無法做實驗工具。法律的執行也是如此，過程中有著太多的主觀性和程序不正當性。

    “還有一張建行的卡呢？”大聲的追問打斷了寧致遠的思索。

    寧致遠回想了一下，應該都在錢包里呀，喔，有一張卡，他在醫院給爸交醫療費的時候忘在那里了，于是回答道說：“我之前一直在HZ市我哥那里住著，那張卡給我爸交住院費時忘在醫院里了。”

    “你不要這么不老實，我勸你還是配合點，不然吃苦頭的是你。”那人臉色怒紅的呵斥道。

    寧致遠本身心情也很不好，遭受這么大的變故，從小到大自己連警車都沒怎么注意過，現在好了，不僅親眼看見了，還被人挾裹著坐了進去，看到那人一副懷疑的嘴臉，也沒好氣的說道：“什么意思，你問我問題，我回答你，有什么不老實的？是不是在你眼里我說的話都是假話？那你還問我干嘛？”

    “好吧，既然你選擇不配合，那也別怪我們了。”那人威脅道。

    “什么不配合？你有點莫名其妙吧，我哪里不配合了？我在好好回答你的問題，有什么錯嗎？你憑什么說我不配合？還是僅僅為你自己接下來想要按我不配合做的事情找借口？”寧致遠厲聲回復道。

    “你最好乖乖把那張卡交出來，別以為你不拿出來我們就沒辦法了，再給你最后一次機會。”那人厲聲說道。

    寧致遠無奈了，說道：“算了，是不是在你的眼里，我說什么你都不相信？不管我說什么，你都要按你自己的主觀評價去做接下來的事？既然你覺得你這么了解我，那你還找我了解什么情況呢？我說了卡在我哥那，你打個電話問問看不就完了？你也不問，就給我定性，說我不配合，還說我不拿出來，什么意思？不帶這么冤枉人的吧，冤枉人不是你們警察該有的傳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