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的最終表態，讓很多人有了一種以手加額的慶幸感。

    能不慶幸嗎？

    自從始皇帝弄出皇帝這個東西出來，不可否認的一件事情便是，中國上層的政治生態便只能圍繞著皇權進行打造。皇帝理論上擁有對天下所有事物的控制權與處置權，擁有對所有法理的最終解釋權，擁有對所有政治意見的決斷權……

    理論上，一個皇帝是擁有無限制權力的。

    實際上，這就是一種皇權社會。

    只不過，歷史一次次翻來覆去，朝代一個個罔替輪回，中國的精英人士又不是傻子，很自然的便能從歷史經驗中總結出一些心照不宣的唯物主義理論——譬如說，皇帝始終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是人就會有喜怒哀樂，有好惡欲望。

    更重要的是，這些皇帝會因為各自素質的參差不齊而在各自權力運用上顯得差異性極大。

    有隋煬帝，也有唐太宗；有晉惠帝，也有漢世祖；有周恭帝，也有宋太祖……而一件所有人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趙宋官家傳承十代，到了眼下這位官家這里，多少算是個半公認的中興之主，最起碼不會受人欺負。

    杜充、劉光世說殺就殺了，軍隊也攥的死死的。

    而面對著這么一個皇帝，平心而論，任何心里指望著能議和的，從官僚體系到民間，都是有這么一點心慌的……因為真鬧起來，真不一定落得好。

    但所幸，這位官家還是為了大局人心，做出了一個妥當的選擇。

    當然，這其中什么大宋可以議和而他不議和，不免顯得有些掩耳盜鈴之態。

    然而，話又得說回來，掩耳盜鈴也罷，事情可能會有反復也罷，這件事關天下大局的事情到底是有了說法。

    就這般，數日轉眼過去，四月已盡，五月到來，而這一日，崇文院中堂秘閣（宋代收藏書本真跡、字畫、文檔所在）之上，公相呂好問、都省相公趙鼎、樞密使張浚，三人再度組織召開了一次例行會議，五相六尚書六侍郎一中丞九卿五監俱在，但再往下卻沒有再擴大了。

    之所以說是例行，乃是官家自從那日以后再無言語，也不出面，更沒有往日召官吏往魚塘邊相會的舉止，而所有送往后宮的札子，基本上都在內侍省與內制哪里打了個轉便直接送回……從理論上來說是官家看過了，但實際上所有人都知道，官家根本就沒看。

    用藍珪的原話來說，便是官家有言，二圣歸來之前，朝政處置一律以宰執合議為限。

    然而，大宋朝宰執的地位固然毋庸置疑，可逢此敏感時刻，便是宰執們也不好私專，所以便干脆每日秘閣一會，商議大局，以示大公無私。

    只能說，完顏希尹專門將大宋朝秘閣搶奪干凈，著實讓此處寬綽了不少，提供了一個天然會議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