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廣德把張居正所擬奏疏反復看了兩遍，看到奏疏抬頭留白，心頭瘙癢之下，提筆在其上書寫了奏疏名——《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要說這考成法，其實也算簡單，但是對應這個時代來說，還是頗顯得有些麻煩。

    它的具體做法就是在每個衙門都放三本簿籍，其中一本登記本衙門的事務，作為底冊，將一些沒有必要考察的公事進行剔除。

    然后再造兩本一模一樣的簿籍，一本放在六科，進行實行一件公務就注銷一件，沒能按時完成的就交給六科中所對應的科進行處理；另一本在內閣，以備內閣隨時檢查。

    后世公文也有專門的閱示頁，一般分成幾欄，每名看過公文的官員都要在上面書寫意見、簽名及留下時間，有的還要特別注明交某某閱覽，其實就和考成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只不過后世政府部門分工很細，每一份文件幾乎都可以落實到經辦人員催問，所以到最后就成了過一道道程序，就是看上面的簽名是否完整。

    領導都批示同意，文件自然就生效，或是提出上會討論什么的。

    大明朝人浮于事，其實也只是后世的說法，實際上大明朝的官員數量是真不多。

    即便補充一批書吏進衙門幫忙，但受制于小政府模式，其實每個衙門的官吏數量也不算多。

    本衙門內的公文倒是不會受太大影響，但是跨衙門的公文就很難說了。

    考成法把官府要做的事兒記錄下來，隨時可以追查問責，無疑是提高辦事效率的一個辦法，特別是對一些敏感公文，各部互相推諉的時候，有這份記錄的簿籍就非常容易查找公文下落及執行情況。

    張居正死后，閣臣申時行等人以為考成之法，不過催征錢糧、捕獲賊犯、提問官員三事其實是有失偏頗的。

    以史為鑒，我們后世遇到的事，前人可能已經遇到過了，所以，這也是為什么說要多讀史書的原因。

    張居正考成法也是一樣，不是無中生有的，也不全是自己的東西，他的考成法也是根據以前的制度改革發展而來。

    據《周禮》的記載，周天子會定期巡視各諸侯國，考察每個諸侯的政治業績，同時還要求諸侯們定期述職。

    六國統一以后，秦國制定了《為吏之道》，是專門審查考核職官的一部法律。

    到了唐代，考課制度就已經非常完善了，《唐令》中第一編就是“考課令”，而且在唐律中位列第三位的就是關于官員職務犯罪的《職制》篇，可以看出對官員的考課已經法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