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發生的種種令后人耳熟能詳的歷史事件，如同教員所說，其實概括起來無非是“善弈者謀勢，不善弈者謀子”這十一個字而已。

    只不過，“謀勢”這兩個字說起來很簡單，但真要做到的話，其難度何止一星半點？

    因此，春秋時期的“謀勢者”們，往往會翻車，最終栽倒在“謀子者”手下。

    而這其中，當以吳王夫差和宋襄公這兩位謀勢者最為出名；

    當然，在以成敗論英雄的后世，這兩位也被黑的最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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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494年，吳王夫差在夫椒之戰中大敗來犯的越軍后，乘勝長驅攻入越國腹地。越王勾踐僅剩五千殘兵，退保會稽山。

    大好形勢之下，吳國君臣卻就如何處置越國發生了重大分歧……以伍子胥為代表的一派，指出越國“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chóu)”、“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生存競爭的矛盾不可調和，主張乘勢滅越;

    而太宰伯嚭(pǐ)一派則認為“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主張按中原爭霸的規則辦，接受越國的求和。

    經過一番激烈爭論，吳王夫差最終采納伯嚭的意見，接受了越國的求和。

    此后，夫差又對越國長期采取懷柔羈縻的政策，讓越王勾踐得到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戰略喘息期，最終成功翻盤，滅吳取霸。

    后世史家，多將吳國之敗歸咎于夫差在會稽山下的這次決策。

    而很多所謂的“民間史學家”實在看不懂夫差和勾踐這兩大高手對弈的棋路，他們又勇于替古人分憂，于是便“列舉(編排)”出了一大堆干擾夫差決策的花邊八卦。

    比如說，伯嚭被越國的糖衣炮彈擊倒、夫差本人惑于女色，剛愎自用等巴拉巴拉的，硬是將越國的公關運作和戰略忽悠拔高到了中國史上的頂尖水平。

    呵呵，

    歷史就這么簡單?

    但凡能成為上位者的人，尤其是在春秋這種無義亂世成為一代雄主的上位者，哪有什么簡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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