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中國，人們對要不要搞商品經濟的問題已經沒有什么疑問了，但這并不表示，“姓資”和“姓社”的討論已經結束，因為在很多人看來，既然搞商品經濟，中國走向資本主義已經是不言而喻的了。可見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商品經濟的問題，仍有討論的必要。

    一、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對問題的認識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歷來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商品經濟是相悖的。“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將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生存斗爭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義上最終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卻愛到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323頁）

    在未來的**社會中，商品經濟將消除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即使在**的初期階段，在過渡時期，也不能存在商品交換。“在一個集體的、以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社會里，生產者并不交換自己的產品，耗費在產品生產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我們這里所說的是這樣的**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所以，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后，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一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例如，社會勞動日是由所有的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每一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會勞動日里的一分。他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一分消費資料。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全部領回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10、11頁）

    馬克思恩格斯所以這樣的認識問題，來源于他們對商品經濟的分析和研究：“什么是商品？這是一個或多或少互相分離的私人生產者的社會中所生產的產品，就是說，首先是私人產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345頁）“價值概念是商品生產的經濟條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廣泛的萌芽，而且還包含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切進一步發展了的形式的萌芽。價值是私人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的表現，在這里已經存在著社會勞動和同一產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勞動二者之間的差別的可能性。這樣，如果一個私人生產者在社會的生產方式不斷進步的時候，仍用舊的方式進行生產，那末他會深切地感到這一差別。當某類商品的全體私人生產者生產的商品超過社會所需要的數量的時候，也會發生同樣的現象。一個商品的價值只能用另一個商品來表現并且只有在和另一個商品交換時才能實現，在這里包含著這樣一種可能：或者是交換根本不能成立，或者是商品的真正價值不能實現。最后，如果在市場上出現了特殊的商品--勞動力，那么，勞動力的價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價值一樣，是按照生產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因此，在產品的價值形式中，已經包含著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形式、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對立、產業后備軍和危機的萌芽。企圖用制造“真正的價值”的辦法來消滅資本主義生產形式，這等于企圖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辦法來消滅天主教，或者等于用徹底實現那種最完全地表現生產者被他們自己的產品所奴役的經濟范疇的辦法，來建立生產者最后支配自己的產品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349頁）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對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的問題和馬克思恩格斯持同樣的認識，從1917年至1921年，前蘇聯實行的戰時**體制，盡管與特殊的戰爭環境不無關系，但也不能不看到是同列寧對以上問題的認識分不開的。從1921年開始，在列寧的主持下前蘇聯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主要是用農業稅代替余糧收集制，實行租讓制和貿易自由，說到底就是承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新經濟政策挽救了在戰時**體制下瀕臨崩潰的蘇聯經濟，用我們今天的觀點看，這無疑是前蘇聯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前進，但是，在列寧看來，新經濟政策終究是屬于資本主義的東西。他說：“這可能被認為是奇談，私人資本主義能成為社會主義的幫手嗎？但這絲毫也不是奇談，而是經濟上完全無可爭辯的事實。既然這個小農國家，擺脫了戰爭和封鎖，在運輸業方面遭到了重大破壞，而在政治上是由掌握運輸業和大工業的無產階級領導。那末，根據這些前提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一、地方流轉在目前具有頭等意義，第二、有可能經過私人資本主義（更不用說國家資本主義）來促進社會主義。”（《列寧選集》第四卷529頁）

    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的思想對后來的社會主義的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也造成了重重障礙。

    二、中國的實踐

    新中國對社會主義和商品經濟的認識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在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里，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一樣，盡管從來沒停止過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但卻一直視商品經濟為異已。就連農民用幾個雞蛋換些零花錢有時也被當做資本主義的尾巴。

    對商品經濟進行大膽的探索和實踐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首先是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責任制，提高農產品價格，解決價格與價值相背離的狀況，大幅度開放城鄉集市貿易，在生產和銷售中減少國家指令性計劃。在此基礎上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市場經濟被擺到重要位置上。緊接著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做出了《**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盡管在商品經濟前面加了一個“有計劃”的限制，但是體制模式已經不是計劃經濟而是市場經濟。最后在黨的十四大上，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目標確立為建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沖破社會主義對市場經濟的羈絆與禁錮主要不是理論而是社會實踐。對于當今中國，已經不存在要不要搞市場經濟和該不該搞商品經濟的問題，而是不搞商品經濟不行，這同樣是實踐做出的結論。

    三、我們為什么一定要搞商品經濟

    商品經濟的起點是商品交換。商品交換首先是人們的一種交往方式，即使在自給自足的社會里，人們也不可能生產出自己全部的需要，個別的需要總是要通過交換去滿足。在交換的過程中我們不排除商業欺詐，不排除有人或多或少吃了虧或占了便宜，但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做的研究，商品交換總的趨向是等價交換。商品的價值是由凝結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決定的。勞動量取決于社會平均勞動時間，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價值規律。交換的結果是雙贏，雙方各得其所。可見所謂商品交換其實就是等量的不同質的勞動的相互交換，也是人們相互提供服務的過程，只是服務必須是有償的，等價的。商品交換所表達的就是這樣一種交往方式。一個社會的生產如果以生產商品為主要形式，這個社會的經濟就是商品經濟。因此，討論為什么要搞商品經濟，其實也就是討論人們為什么一定要有償、等價的出讓自己的勞動產品。人們所以要有償、等價的出讓自己的勞動產品，是由勞動的私人屬性決定的。我們知道資本的原始積累的過程是對勞動者生產資料剝奪的過程。資本可以剝奪勞動者的全部生產資料，使勞動者一無所有，但是它無法把勞動能力從勞動者身上剝離。正如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剝奪剝奪者，實現生產資料公有，但同樣不能一下子改變勞動的私人屬性。決定勞動的私人屬性的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人身自由；二是勞動與享受的對立。第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奴隸制度下，由于奴隸主對奴隸的人身占有，奴隸勞動對奴隸說來不具有私人屬性，在封建制度下，由于存在人身依附，農民的勞動對農民來說也不具有完全的私人屬性。我們這里重點討論第二點--勞動與享受的對立。關于勞動與享受對立的形成及其對人類歷史進程中所起的作用，筆者在拙文《勞動與享受》（發表在《江蘇社會科學》上）一文中進行過論述，這里只想指出一個基本事實：對現代人說來，勞動仍然是謀生手段。也就是說，人們是為了謀生而不得不勞動的，如果自己不勞動也能謀生，也能獲得享受資料，人們當然更愿意不勞動。因此只有有償的使用勞動，才能維持和鼓勵勞動，才能調動勞動積極性的。等價交換所體現的是公平公正的原則，因此商品經濟本身就是人類交作形式發展的高級階段，當然也是不可愈越的階段。也許有人會說，等價交換未必一定要采取商品交換這樣迂回曲折的形式。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曾設想一種沒有貨幣的調節商品交換，詳細內容前邊已引用。恩格斯也談到過：“社會一旦占有生產資料并且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應用于生產，每一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從一開始就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那時，一件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徑加以確定；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件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社會可以簡單地計算出：在一臺蒸汽機中，在一百公升的最近收獲的小麥中，在一百平方米的一定質量的棉布中，包含著多少工作小時。因此，到那時，由于產品中包含的勞動量社會可以直接地和絕對地知道，它就不會想到還繼續用相對的，動搖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無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來表現這些勞動量，就是說，用第三種產品，而不是用它們的自然的、相當的、絕對的尺度--時間來表現這些勞動量……人們可以非常簡單地處理這一切，而不用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348頁）。在這里，無論馬克思恩格斯都忽略了一個問題，就是勞動者的勞動態度對勞動過程的影響，也就是說勞動者的勞動態度不同，在同樣的時間里所創造的價值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談到了工作日的長度、勞動強度、生產工具的改進、科學進步、生長周期的長短、生產規模的大小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但從來未談及勞動者的勞動態度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肯定的說，在資本論的研究范圍內討論這一問題是沒有意義的，但對我們今天的問題卻至關重要。

    勞動是人類獨有的能動的、有意識的活動。正如人是從動物進化而來，人的勞動也同樣是從動物本能的生存活動進化而來，從動物的本能到人的勞動，這是人類進化史上最為輝煌的一頁，因為人類對大自然的一切改造和利用都是從這里開始的。但正如一切進步在另一個意義上說來也是一種退步一樣，人的勞動所以高于動物的本能，在于勞動是有意識的可以自行支配的活動，而恰恰是可以自行支配也就可以決定自己懶散怠惰甚至不勞動，而對動物是不需要這種擔心的。在同樣的勞動時間里，一個勞動者積極主動另一個勞動者消極怠工，其勞動成果肯定是不同的，如果只根據勞動時間支付勞動報酬，肯定會挫傷積極勞動者的積極性。最后的結果只能是社會儲存中沒有可供分配的東西了。干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我們所謂的社會主義大鍋飯所造成的不就是這樣的結果嗎？

    要消滅勞動的私人屬性，就必須消滅勞動與享受的對立，使勞動本身成為享受。在消滅了勞動與享受的對立的社會里，如果有誰再說什么勞動報酬，談什么等價交換，那就是笑談。正如馬克思所說：“在**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后；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手段，而且本身成為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限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12頁）

    也許有人會問，勞動與享受的對立怎么可能消失，勞動怎么可能成為享受呢？消滅勞動與享受的對立，對我們現在的人們說來，確實是很難想像的，但決不是不可能的。一個頭腦最為簡單的人，也能夠明確的告訴你對他說來何種活動是勞動何種活動是享受，但是，單純的確定什么活動是勞動、什么活動是享受幾乎是不可能的。例如操作電腦對電腦操作員是勞動但對玩電子游戲者則是享受，開汽車對汽車司機是勞動對想過把車癮的人是難得的享受。農田耕做總是勞動吧？但西方的大享們卻寧愿花錢到農村去干農活，享受田園情趣。因此確定某種活動是勞動還是享受，并不在于活動本身而在于對活動的認識。人們的認識歸根結底來源于人們的生產與生活的實踐，當人們生產生活條件改變了，人們的認識當然也會隨之而改變。

    四、公有制與商品經濟

    王懷超教授在《當前黨政干部關注的幾個重大思想理論問題》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記得幾年前，有一位日本學者曾跟筆者談起這個問題。他說，在世界發展史上，把市場經濟與私有制結合起來，有成功的先例，如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而把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結合起來，在世界發展史上還沒有先例，如中國能完成這個結合，他愿意推薦我們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甚至可以申報諾貝爾和平獎。他接著說，以他看，中國人是自己給自己出了一個沒有解的方程式。言下之意是，在他看來，實現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是天方夜譚。”（《半月談》內部版2001年第七期59頁）其實，這種認識是很有代表性的。所謂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的問題，關鍵的問題就是市場經濟允不允許公有制的存在，或者說在公有制條件下能不能發展商品經濟。

    商品具有私人的屬性，私人--無論是個人還是法人，前提是產品的所有者才有權把產品在市場上出售，一般說來，產品的所有權屬于生產資料所有者，如果產品的所有權只屬于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公有制下商品就不具有私人屬性，這應當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但是，問題在于產品的所有權和支配權未必一定屬于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例如股份制，在股份制中無論公有財產和私人財產，一旦投入到股份制企業中，企業就獲得了一個同最終所有權不同的能夠全權處置財產和產品的法人財產權。法人財產權使企業成為有完全行為能力的商品生產者。馬克思說：股份制是對私人財產的揚棄，在同樣的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股份制也是對公有財產的揚棄。但是，股份制并沒有改變財產所有權的歸屬，最終財產權仍屬于財產所有者所有。但最終財產權并不妨礙企業對全部財產和產品的全權處置。可見問題并不在于所有制的性質，而在于所有制的實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