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猶失之，而況于理乎？”

    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中書所出詔敕，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或有茍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不以為患。后至大亂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為時論所貶黜。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啟沃，勿上下雷同也。”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國，多劣于前古，何也？”

    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志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

    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茍過，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敕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

    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

    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于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于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

    因令諸司，若詔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輩，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敝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于滅亡。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

    魏征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臨深履薄，國家歷數，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圣旨。”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逄，漢誅晁錯，未嘗不廢書嘆息。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妄有誅責。朕比來臨朝斷決，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公等為朕思隋氏滅亡之事，朕為公等思龍逄、晁錯之誅，君臣保全，豈不美哉！”

    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魏征從容論自古理政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后，造次不可致化。”

    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然則亂后易教，猶饑人易食也。”

    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后勝殘去殺。大亂之后，將求致化，寧可造次而望乎？”